这一天，31名大学毕业生把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狭小的空间甚至放不下一张多余的椅子。

　　在这略显简陋的环境中，刘润华鼓舞着学生，“尽管条件还不完备，但是作为先行者，你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刘润华说，“今天是一个里程碑。”

　　刘润华曾经作过这样的判断：“在深圳，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工。”在座的31名毕业生现在被谨慎地定义为“准社工”。易松国解释说，他们距离真正社工只差一步——必须通过年底举行的“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

　　面对着青春活力的学生，刘润华从“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开始说起。

　　1988年的一份中央政府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从2002年开始，国内一些城市陆续开始尝试建立社工制度。普遍的做法是由政府招聘社工，或者由政府设立社工组织。

　　但是，2006年12月，民政部却把“全国民政系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放在了深圳举行。这次会议被认为启动了社工“职业化”改革的进程。

　　刘润华认为，这是一个别有意味的信号。会议召开之前，深圳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社工制度的改革思路。深圳后来之所以成为民政部确定的社工制度的试点城市，毗邻香港成为最大的优势之一。

　　“香港的经验对大陆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后，立刻派人去学习和研究香港的社工制度。”刘润华本人也买了很多书籍，请教了很多专家，“恶补”社工方面的知识。

　　深圳最终形成的改革思路是，社工组织以民间化运作，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扶持社工组织的发展，并且鼓励通过竞争提高社工组织的服务质量。这一模式的精髓正是学自香港模式。

　　易松国就是香港大学社工专业的博士。在与民政局的接触中，易松国了解到深圳市民政局有意推广“民间运作、政府采购”的模式。“他们向我提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思路可行。”

　　易松国说，创办鹏星的目的之一是向全社会推广社工，“社工是一种专业化服务，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目的之二则是探索“民间运作、政府采购”模式的可持续性，“如果日后社工机构多了，政府万一不购买了，社工组织又将怎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