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叔叔的谜

　　如果张以榕没有开始寻找他的叔叔，可能不会有接下来的这些故事。

　　张以榕后来把他寻找叔叔的经过口述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文章一开始，他写道：“我的叔叔，是我们家的一个谜。我的叔叔，是我们家的一处痛。”

　　1943年，张以榕和叔叔在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叔叔穿着西装，很是精神地坐在戴着小鸭舌帽的他身后。那年，他才2岁多。他不知道，这个叔叔刚刚从芜湖的日军苦役营中暴动逃出，辗转回到上海养伤，马上又要去找他的部队，并且从此一去再无音讯。

　　他知道的是，此后，家里人一直念叨着这个叔叔。解放前夕，家里所在的宝山月浦镇成了激战之地。当地的老百姓纷纷外出躲避，只有祖母坚持留在家中。当解放军的小分队，发现这个坐在漆黑的屋子里的老太太时，也不免大吃一惊。祖母说：“我的小儿子在你们那里，我要等他回来。”战士们帮老太太挖了掩体，和她一起生活了十几天。临走时，他们安慰她说：“不要多久，你的儿子就回来了。”

　　但张以榕的叔叔终究没有回来。1950年，有关方面寄来了一张“烈属证”，确认叔叔已经在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牺牲。但究竟叔叔去了哪个部队，牺牲时的具体情况如何，始终是谜。祖母也一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常常喃喃自语，依着门口守望。

　　事实上，在8年抗战期间，像张以榕的叔叔一样，投身到新四军的抗日队伍中的上海人至少有2万人。这是一个以前不太为人所知的群体，背后却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二、寻找叔叔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共产党的士兵大多数来自农村，很少来自城市，更少来自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但新四军中不少部队中的兵员恰恰都是上海人。他们中有一部分是通过各种曲折的方法自己投身到队伍里来的，有一部分是早期受地下党发展的，也有相当部分是部队主动前往上海秘密扩军的结果。

　　张小滨、张建儿姐弟一直关心着这个群体。他们的父亲张鏖时任江南抗日义勇军二支队（后改编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政治处主任，不仅本人来自上海，而且是当年上海招兵的具体负责人之一。他们从小就听父亲讲那些故事，惊奇地知道了“沙家浜”队伍36个伤病员里许多的战士就来自上海，包括后来担任“沙家浜”连指导员的金辉。也正是他们父亲的一篇《到上海去扩军》的文章，重新燃起了张以榕寻找叔叔的希望。

　　张以榕无意中在《新民晚报》上读到这篇文章，他推算了一下时间，1940年7月， 张鏖受谭震林司令的命令，到上海大量吸收工人、学生和城市无产者参加队伍，正和他叔叔参加党领导的地下斗争的时间相当。他的心不禁怦怦直跳。

　　第二天，他就到报社了解情况。报社的编辑说，这篇文章收在一本《沙家浜战士足迹》的书中。而负责编辑此书的是一位住在杭州的新四军老战士万中原，如果找到他，就可以了解到更多情况，也能找到张鏖同志。

　　从编辑那里得到了万中原的电话号码，走出报社大楼，张以榕挥手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家，而在平时，他说，他是舍不得打车的。现在，他实在按捺不住要把这个好消息尽快告诉给家人们了。

　　正在他准备到杭州登门拜访的时候，从电话里得知万老正巧在上海参加一次纪念谭震林同志的活动。第二天，他在会议住宿地从中午11点一直等到下午4点，才等到老战士们。他迎上前去说：“我要找五十二团的。”

　　万中原听完他的介绍，告诉张以榕，当年，仅五十二团就有1千多名上海籍战士，他的叔叔张越龙是四连连长。他拿出那本《沙家浜战士足迹》，翻到177页，万中原说，这是连里一个排长写的。再翻到168页，他说：“你叔叔是怎么牺牲的，里面都有。”

　　张以榕的双眼一下子模糊了……

　　三、顺河集阻击战

　　那是1945年春节，敌军忽然袭击新四军军部，五十二团奉命增援，不料，半途中就在江苏省淮泗县的顺河集和敌军遭遇上了。初五，战斗爆发。老战士唐国平的文章是这样记述的：

　　张连长用驳壳枪连续打倒了4个鬼子兵，刚要向第5个鬼子射击，一个鬼子小队长一发子弹打中了张连长的右胸，张连长正欲扑向鬼子小队长，又被两个鬼子各刺了一刀。当唐国平和战友解救出张连长时，他的呼吸已经很微弱了。张连长的嘴唇抖动了一下，就在他的怀里牺牲了。

　　这就是以后相当著名的顺河集阻击战，新四军打垮了对方14次冲锋，敌人被打死270多人，其中日本鬼子70人。我方当时阵亡26人，以后重伤员中又牺牲9人。张云逸副军长在追悼大会上说：“这场血战，把日寇兵分8路进攻淮南，扫荡军部的部署粉碎了。”如今，26烈士墓仍然矗立在顺河集的苍茫大地上。

　　四、寻找更多的“叔叔”

　　这之后，张以榕又访问到了更多的老同志，不仅了解了叔叔在部队的情况，还了解到了他在芜湖苦役营中的顽强经历。他也拜访了张鏖同志，并且把他寻找叔叔的故事口述成文字发表在报纸上。

　　这个故事对于张小滨、张建儿姐弟是一个强烈的启发，他们早就计划为新四军中的上海兵做些什么了。他们想到，一定有更多的像张以榕一样的后人在寻找着他们的“叔叔”。而从广义的角度看，在日寇侵略的艰难岁月里，他们放弃了城市的生活，到乡村去参加抗日部队，这些战士就好像是我们大家的“叔叔”。

　　作为后人，他们有责任把“叔叔”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何况，现在知情者已经越来越少，进行抢救性保护变得刻不容缓了。

　　开始，他们想做一档电视节目，但考虑到老人们的年事已高，大多已经超过85岁，行动不便，再加上经费有限，没有付诸行动。这个时候，正好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叫做《声音档案》的节目，内容即通过一些原声保留历史的资料，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

　　于是，张建儿和电台的章海红担任起了大型系列纪实广播节目《新四军中的浦江儿女》的主编。他们和万中原、汪贤孝两位老同志在杭州西湖柳浪闻莺茶室见了面，一聊就差不多5个小时。回到上海不久，就连续收到二位老人的来信，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线索。

　　接下来，他们在沪杭线一带遍访老战士或其后人，历时近10个月。这一找，牵出了一大批跟“叔叔”一样参加革命的上海人，他们的背后，连接的是许多家庭的悠远绵长的思念。

　　因为也是新四军的后代，容易联系，也容易说上话，这种身份别的同志很难代替，张建儿姐弟几乎参与了全部的采访。现在，张建儿回忆起来，他仿佛跟着长辈的叙述，再次进入了那个烽火弥漫的战场。

　　他提到采访中一些值得咀嚼的细节。比如，老战士们常常刻意强调自己的第一次受伤；又比如，老战士在谈论战友的牺牲时，很少像我们一样用“牺牲”这个词，而是简单地说谁死了。张建儿说，以前听父亲讲往事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他还觉得不适应，以为是父亲的个性，现在才发觉是老战士的普遍现象。

　　这其中，透露出的恰恰是这些城市兵，在战争中逐步坚定、成长的过程。张鏖同志回忆，从上海来的新兵，要过三关：一是行军关，长时间在坑坑洼洼的田埂上走；二是生活关，战争时期，不可能有什么好的个人卫生条件，几乎每个人都生过疮啊什么的；三是生死关，这也是最艰巨的一关。面对着受伤，面对着战友的牺牲，他们逐渐战胜了恐惧，从容面对，这才能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战士。

　　这套广播节目包括《我们参军去》、《秘密通道》、《歌声不断》、《医护勇士和女兵》、《浙东支队》、《回到上海》等。本来只想做5辑。粟裕将军的儿子粟刚兵说，当你们深入进去，就会发现内容丰富，欲罢不能。后来果然应验了他的说法，一共做了13辑。

　　五、扩军行动

　　节目的播出引起了观众，特别是老新四军战士和后人的强烈共鸣。但“寻找叔叔”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其中来。早在节目播出之际，他们就打算采访和组织更多的人，把文章收集起来，汇编成一本《新四军中上海兵》，更全面地来介绍这个以前人们知之不多的群体。

　　在日寇四面包围被称作“孤岛”的上海租界区，当年的扩军工作是怎样展开的？热血青年们通过什么线路去到部队？特别是，他们后来在部队里表现怎样，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问题的答案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扩军的高峰时期是1940年前后。当时，党中央指示，要在苏南迅速发展起10万人枪次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在扩军中，地下党只是起辅助作用，并不直接出面。扩军人员都由部队直接派遣。他们日夜深入到曹家渡、小沙渡、外白渡桥等失业工人群集的地方，开展工作。除此之外，还通过串联、熟人关系等方法，使得扩军延伸到一部分工厂、商店内。

　　开始时，觉悟的青年每批十来人乘火车到苏州，再步行进入根据地。但次数多了，极易被敌人发觉。后来，扩军人员又通过做敌伪军的工作，把新兵暗藏在和日本海军联手走私的德国货船上。

　　裘定富、沈诚夫两位老战士总是念念不忘他们的一位战友俞忠祥。小俞本来是上海“裕丰针织厂”的工人，加入新四军后，因为熟悉上海的情况，又被派去从事扩军。不料由于叛徒告密，他被日本宪兵逮捕。敌人见他年少，百般利诱，又严刑拷打，用铁丝穿过他的手掌和脚掌，把他钉在木架上，再放狼狗来咬，但俞忠祥始终怒目相对，一言不发，牺牲在木架上。

　　俞忠祥是从孤儿院里出来的，连战友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更不清楚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只知道他牺牲那年才17岁。像这样的失去家庭联系的“叔叔”，在新四军的上海兵中并不是罕见的。

　　即使周围环境非常困难，还是有大量的上海青年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一位叫曾英的上海母亲说：“要抗日就要参加新四军，这才是青年人唯一的出路。”她先后支持2个儿子、2个女儿参加部队，1个儿子加入地下党。1945年初，她接受十六旅的邀请，又带着2个不满10岁的小孩到达淮南抗日根据地。

　　六、新四军中的上海兵

　　上海来的战士带给部队的是一种新鲜的气象。上海兵的素质普遍比较高，以五十二团为例，基本上没有文盲。在第一营里，光高中毕业生就有30多名，大学生也不稀奇。张建儿在访问老战士时，听他们说，当时队伍里组织哲学讨论班，可以直接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在其他的部队是很难做到的。

　　彭冲同志1942年底担任五十二团的政治处主任，他在这次为《新四军中上海兵》写的序言中回忆，当时从处里的股长到班里的士兵，到处能听到上海人讲话的口音。“这些大城市来的同志知识面广，政治觉悟高，个个朝气蓬勃，是我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助手。”

　　当时人称五十二团人人都能唱歌，处处有歌声，连队就是歌队。浓厚的政治空气，活跃的文化氛围，激励了部队高昂的战斗士气和扎实的战术技术训练，使得五十二团成为主力之一，驰骋大江南北。

　　因为文化素质高，来自上海的战士很快大量地担任起了营、连、排的干部或者政治、文化、医务工作。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得特别勇敢，伤亡很大。1942年任五十二团二连连长的金辉，有一本当时的花名册，记录了全连104人的情况，其中上海过来的就有76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接待外调时，经常要用到这本册子，也间接了解到，到那个时候，健在的战友已经只有16人了。

　　老战士寿朝阳现在生活在杭州。时任一七五团三营九连指导员的他是1948年谢家集战斗的十几名幸存者之一，他有一句话：“上海兵救了我，没有上海兵就没有我！”当年，正是他们营的谢教导员，命他带枪突围，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他。而这位原本是上海一名普通商店学徒的谢指导员，牺牲在了战火中。

　　七、难忘的记忆

　　当决定下来要收集文章，汇编成一本书之后，参与到其中的人更多了，特别是老同志们，更加忙碌起来了。

　　新四军中的一部分后来渡过杭州湾发展成为浙东支队。这样，参与的老同志基本集中在江浙沪一带。他们多次开会，定选题，定文章。文字的数量不断扩展，从起初计划的20万字变成了近40万字，最后一共收入了108篇文章。

　　周循老同志一听到要出《新四军中上海兵》这本书，立刻动笔写了当年的英雄战士王杰，还亲自送到编辑手上。

　　白发满头的汪贤孝老同志，耳朵已经有点聋了，但是一讲起当年当兵打仗的经历，讲起上海兵，军人的士气和威严展露无疑。他不顾个人身体状况，各方面积极奔走。他说，我们就是在上海“扩军”的时候加入部队的，一批十六七岁风华正茂的少年，瞒着爹娘参加革命。他写的文章的题目就叫《阿爹，我的运气来了》。

　　年近九十的陈任老同志写了《反“清剿”后方突围记》。他说，入党60多年，当年一起参加部队的十几个同志只剩下自己一人。他永远忘不了当初自己生病时，从上海来的士兵用报纸给他当枕头，在艰苦的环境下给予亲人一般的关怀与照顾。

　　担任这本书主编的万中原同志，本人就是在抗战爆发后跟随朋友辗转加入根据地的。离休后又一直笔耕不已，发表过多本长篇小说和回忆录。这次他义不容辞，不仅自己写了《我是怎样“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等文字，还把所有的文稿都认真编辑了一遍。在审编文稿的时候，一看就是很长时间，家人不得不提醒他：“你眼睛不好，这样会吃不消的。”

　　这个夏天，《新四军中上海兵》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对于新四军中的上海兵来说，对于这些经历了这么多之后的白发苍苍的老人来说，这也是一份最好的纪念。

　　八、记住“叔叔”

　　许多上海兵要到解放时，才踏着胜利者的脚步回到家乡。

　　1940年3月的一个傍晚，中学生吴坚要在十六浦码头乘船到常熟投奔新四军，临走向母亲告别，说今晚去看戏，晚一点回来。当上海解放后，他回家看望母亲，母亲见到他惊呆了，说不出话来，但很快反应过来，用幽默的苏州话问他：“侬不是去看戏了吗？侬这场戏倒看得长啊！”说完，老泪纵横。吴坚回答，是看戏，这戏很好看哩。

　　是的，新四军的上海招兵和上海兵的这些事迹，就像一场真正的大片。而在纪念日里，广播节目、书籍、制作中的中央电视台的《华中人民的长城》都会带我们重新进入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

　　老战士冯柄兴在上海长大，小时候要早晚两次穿过英租界南京路。1949年，他随部队进入上海市区，就在南京路上露宿。半夜，作为文化教员的他起来查哨，沿着人行道巡逻。走到永安公司门前时，他想到当年带他们参军的华民同志已经牺牲了，以前在这家公司当练习生的范琪指导员也已经牺牲了，不禁百感交集。

　　现在，冯老有时仍然会经过南京路，他说，看到年轻一代，兴冲冲、情悠悠地在各个商店里进进出出，他一面羡慕着，祝福着，一面也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了在革命征途中倒下去的，无数不知名的先烈，也就是张以榕、张建儿他们一直惦记着的，从上海走出去的“叔叔”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