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现在每年流入十几万人，人口数量已经“走到山顶”。从深圳市发展改革局社会发展处了解到，深圳目前的人口结构是：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不足8.4%，而具有初中以下学历的劳动力人口却占到66.52%。这些最低月薪不超过1000元的劳工，分享着最少的公共资源，却曾经是深圳最主要的城市竞争力。

　　大量低薪的年轻劳工喂养了这个城市。“深圳用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别的城市需要200年才能完成的路。”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所长杨立勋说，深圳能够由1979年的31万人口和只有一名工程师、国内GDP不足2亿元的宝安县，变成今天的百万人才、千万人口和数千亿GDP的超大城市，是大量廉价的劳工激活了深圳。

　　但这些人并不能全部享受“市民待遇”。国家发改委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花多少钱可以把深圳所有的流动人口都转变为户籍人口。高华友算了一下，结论是：3年内投入2000亿元。

　　深圳综合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李津逵说：“根据我们的调查，每1亿元的IT制造业投资，需配置1000个流水线上的工人。如果政府建造大批的‘廉租房’来安置工人，按现在城中村出租屋面积计算，建安工程投入需要1000亿～1500亿元，而深圳政府从1995年到2000年用于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费用只有350亿元。也就是说，政府部门不吃不喝，也要花25年的时间才能满足廉租屋的要求。”

　　这是深圳政府不可能接受的一种调整人口结构的方法。深圳市的财政收入支配中，基础建设依然是第一位的。这是一个难以从道义上问责的问题。“城市的基本目标就是增长。”这是社会学家莫勒宁研究城市的特性后得出结论，“否则，城市会被房地产商抛弃在尘土中（转而开发其他城市）。因此在土地开发商、银行家、市长以及媒体的共同作用下，城市增长几乎成为每一座城市异常强烈而一致的目标。土地的销售开发决定了城市最基本的扩张形式。”

　　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的低级劳工从城市的产业基础变为城市增长的障碍。深圳必须要对非户籍人口进行筛选。它用的是渐进式——每年投入几百亿元，转入16万个户籍指标，也就是说，每年从800万农民工和30万工商户中，挑选出可以帮助它增长的16万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