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消息 两部都是由美国人拍摄的影片，在中国的遭遇却截然不同。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南京》在上海仅上映一周，便被呼啸而来的《变形金刚》“逼退”离场。

　　为何以我们中国人民的血泪经历——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历史积淀达整整七十年之久的纪录片《南京》，敌不过一部迎合虚无幻想的《变形金刚》？

　　促使上海各大影院停映《南京》改映《变形金刚》的缘由，用报道中一位影院经理的话说，是“不能不”考虑的“经济因素”，或称之为票房、上座率。对于关注经济利益的影院经营者来说，这样的选择似乎也无可指责。

　　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细细地反思这两部影片所受的不同“待遇”，便不能不思索在表面的经济因素之下隐藏着的深层次因素。

　　经济体制的变革，使人们原有的价值体系受到强大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在此转变的过程中人们普遍受市场经济利益至上的观念影响。《变形金刚》正是靠实际的经济效益将《南京》“逼退”。

　　文化类商品不同于其他的物质商品。市场经济下，文化产品固然要产生经济效益，为其生产、制造与传播者带来收入，但在其传播过程中它还会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带来或正面或负面的社会效益。因此，上至文化管理部门，下至文化产品的经营者包括影院经理、书店老板等等，只要还有点社会责任感，就断不能只重真金白银，偏偏忘却了文化产品的教化作用。《南京》被《变形金刚》逼退，从根本上说不是败在影片本身，而是从一开始就被影院经营者放在根本不平等的地位上：试看报纸、网站、广播、电视甚至公交车的移动电视上，到处都是形形色色有关《变形金刚》的介绍、评论、图片、视频剪辑以至专题，而难寻有关《南京》的只字片语！可以说，《南京》的“失陷”源于社会效益的被轻视。

　　不仅是这一个档期之争，长期以来我们的影视从业者乃至媒体，动辄以“欧美大片”吸引人们的眼球，而极少对那些有深刻教育与警示意义的历史片或者主旋律影片给予宣传与关注。久而久之，广大受众心理上变得热切于前者，对后者则不再“感冒”。说轻点这是兴趣的改变，说重点它将必然导致精神诉求与立场的转折。

　　文化对市场需求要适应但不能迎合，特别是在一些如南京大屠杀这样重大的与历史有关的问题上，应当有一个正确的导向。如果我们为了经济利益而一味去迎合一些幼稚的受众心理，不能坚持与发扬我们自己的传统，不能从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寻求民族精神之根，任凭快餐文化大举入侵，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主流文化的市场，还将丢掉民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