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4岁的张宏(化名)家住上海杨浦区控江路街道，2002年，其查出患有乙肝，后转为肝腹水、肝硬化，随后入院治疗；2005年7月，又因消化道出血，花去3万多元医疗费。2006年9月，张宏办理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医疗鉴定手续，离职病退。

　　张宏每个月只有650元的退休工资，但并没有进入“低保序列”，这场突如其来的肝硬化使未婚独居的张宏陷入了无力自拔的困境。

　　日前，一个由街道、居委会干部及普通居民等共7人组成的“评议小组”讨论决定：给予张宏1.5万元的帮扶费，以后再商议进一步帮扶措施。

　　与以往政府救助有所不同的是，负责实施此次帮扶的是去年年底新登记成立的民办非企业组织——杨浦区“和泰爱心服务社”。

　　“三个一点”

　　像张宏这样处于“阳光边缘”的人群：每月的退休工资不高，但超过了上海每月32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因为离职，无法享受一系列医疗救助政策。

　　为帮助这类帮困政策无法覆盖的困难人群，上海在4个区启动“社区综合帮扶”试点，试图通过培育民间组织，使其担负起更多帮困救助的职能。杨浦区“和泰爱心服务社”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成立的。据服务社负责人杨凌云介绍，帮扶资金来自“三个一点”：区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一点，街道(镇)社区市民帮困互助专项资金筹集一点，上海市民帮困互助基金会资助一点。

　　“没上线”的人

　　目前国内大部分城市都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上了线”的困难人群可以享受一系列“阳光政策”，比如孩子读书可以享受免费午餐、每月有帮困粮油卡、家庭享受廉租房、大病重病医疗救助等政策。但只差几十元或者一二百元而没能够得上低保标准、生活与低保家庭同样困难的人群，并不在少数，他们被称为生活在“阳光边缘”的人群。

　　目前，“社区综合帮扶”已在上海杨浦、黄浦、闸北及青浦4个区试行，并将在年内推行到13个区。上海市民政局救济救灾处处长蔡苕升说，政策覆盖不到的困难人群，情况差别很大，有的是因病致贫，有的是因灾致贫，有的是丧失劳动能力离职，有的是由外地返沪，社区综合帮扶注重“个案帮扶”，由政府和居民共同评议、由民间组织实施，“一个人、一个故事、一个个案、一个方式”，更灵活、更注重实效。

　　上海市政协一个关于上海社会救助机制研究的课题组认为：政府的制度和政策具有刚性特点，虽然比较公平、公正，但也有局限：一是出现“断层”现象。对于家庭收入略低于和略高于低保线的家庭，前者可以享受低保，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救助，后者的困难往往容易被忽视，形成救助的“断层”；二是出现“空隙”现象。政府已经建立了一系列救助制度，但制度之外还有空隙，总有一些特殊对象不能被制度覆盖，如由外地回沪人员中的困难人群，所患大病重病不在规定病种之内的患者等；三是出现不少“不够到位”的现象。政府救济必须实施统一的标准，但总有一部分困难群体得到救助后，还“差一口气”，如果再帮一下就能解决问题。

　　培育民间组织参与帮困救助

　　一些街道干部告诉记者，在帮困救助工作中，“有些人强调政府的救助理所应当，他们还常常抱怨政府帮助得不够；但对来自民间、社会的救助，其心态就会平和得多，帮困工作也容易做到位。”

　　“社区综合帮扶”解决的不只是受助居民的心态问题。蔡苕升说，近年来，大量过去由单位、政府包办的事务正“下沉”到社区，整合社区资源、培育民间组织参与帮困救助是一种趋势。他说，有些政府无法做、来不及做的事，就委托民间组织去实施，“缝补”政策的缝隙，为百姓排忧解难，以后要培育更多的民间组织参与进来，只要他们符合条件，就可以做。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张乐天认为，从国际社会的经验看，大量社会福利工作都可以由民间组织承担。上海的这种做法，是与国际大都市社区管理的趋势相吻合的，在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下，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体制意义。

　　他强调，由民间组织承担这类服务的做法要市场化、透明化，这样才能培育出最好的服务主体，同时要加强评估、鉴定。

　　（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