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IT）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的迅速成长改变了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当今世界，IT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IT，个人生活几乎寸步难行。国家也如此，今天的国家已经是在信息技术包裹下的国家，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IT技术和全球数字化网络的覆盖下，其边界似乎正一步步销蚀。

　　于是，近年来世界上一批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学者和电子技术专家等开始兴起对“数字国家”的跨学科研究。他们从五个层面来理解数字国家：一是在政府公共服务中大量使用IT的电子政府；二是政治人物在政治选举、宣传中大量使用IT的电子政治；三是受政治家或公务员所控制的公共决策、咨询过程中大量使用IT的电子咨询；四是既包含有电子政治也包含有电子咨询内容的电子民主；五是包含以上四个方面内容的电子治理。所谓数字国家，是指与人们头脑中的国家概念相比较，在IT技术的支持下所形成的国家治理形态。数字国家的出现对当代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分析框架的冲击。以往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囿于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具有一定的时空范围。但在数字国家里，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范围开始扩大。比如公民的交友、网络集会、交流往往跨越了国界，迄今民族国家对公共生活以及公民的私人生活进行管理的方式已显得力不从心；又如，社会的范围已扩展至全球，一个国家内部的公共部门的相关议题可能会招致全球人士的批评和议论，进而影响国家内部的公共决策。与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相比较，数字国家背景下增加了更多的分析变量。所以，在民族国家中，如果说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来自于现有法律体系的界定，而在数字国家里，人、机界面比法律规定的边界更有现实意义。

　　使公共权力分配向平民化方向发展。在数字国家里，地域、时空都在缩小，在现实国家之外，出现了虚拟国家，而在虚拟国家里，并无精英的概念，平等、自由在虚拟世界里更容易实现。因而，数字国家的出现为公共权力的平民化分配提供了条件。

　　扩大了传统的公民政治参与热情、畅通了参与渠道。在民族国家里，公民参与政治受以下变量的影响：一是有关政治参与的信仰；二是政治参与的成本；三是政治参与的收益。强烈的政治参与信仰可以抵消对参与成本或收益的考虑，如有较强政治信仰的职业革命家、政治家。对于普通群众而言，除非涉及重大切身利益，一般都会因为政治参与成本大于收益而放弃政治参与。数字国家的出现大大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一个人呆在家里，在休闲的时间里，就能充分运用各种IT工具参与政治，如通过手机短信息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向政府提出建议，通过电子邮件发表自己对政府的观点，通过设立网络论坛评论时政等。数字国家的出现大大激发了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扩展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对政府而言，回应的义务显得更迫切，更突出。

　　对公民权利尤其是隐私权保护提出了新难题。一是公民个人信息更容易变成公共信息；二是国家增加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非法交易的监控和司法的工作；三是国家更容易通过掌握公民个人信息加强对私人生活以及公共空间的干预。数字国家时代如何保护个人隐私成为公共管理的新课题。

　　数字领导对传统的领导方式提出了挑战。传统的领导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人对人的领导，因而更强调领导的艺术层面，而数字国家中的领导却增加了新的要求：一是数字领导需要充分了解现有信息技术的发展，并能使用基本的信息工具；二是善于互动并回应是数字领导的基本素质；三是数字领导要有宽广的时空概念，从“地球村”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四是数字领导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沟通以及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此外，与传统领导产生的范围相比较，数字领导主要出现在三个相关人群中，一是职业政治家或政治领导人，二是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三是一线的信息技术精英。职业政治家要学会并善于与网络和电子信息打交道，利用网络宣传个人和政党的纲领、路线，争取更多的支持者；高级行政人员，要善于利用信息技术改进和提升行政组织的效率；一线信息技术精英承担着信息技术创新的责任，开发新的信息技术产品，重塑政府工作部门，使政府能及时回应公民的期望。

　　总之，数字国家的出现给当代政治分析以及政治学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只有充分把握数字国家的特征，才能从容不迫地解决数字国家中存在的各种难题，这是政治学者、职业政治家以及政府公务员等应该高度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