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纪念我军建军30周年筹备工作的计划，向全国发起以“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为题的征文。据统计，先后有9位元帅、431位将军撰稿，全军全社会应征稿件达3万多份，选送编辑部的有11610篇。

　　本月即将出版的未刊稿近700篇，绝大部分是当年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时未选用的书稿，属于当年编辑部反复选稿到最后一轮被编余的稿件，“绝大部分稿件被保存得很好，每一份稿件都附有当时审稿人或编辑的稿签，解释未刊用的原因，甚至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精心改稿的手迹。”解放军出版社总编辑施雷告诉记者。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批已经走到最后流程的稿件与丛书失之交臂，成为半个世纪的遗憾？

　　据当年《星火燎原》丛书编辑部主任、87岁高龄的黄涛老先生回忆，大批稿件未刊用主要有四个原因。

　　稿件题材分布不均

　　在征文活动中，一般都是作者自选题目，根据自己实践活动为主线进行叙述，这就往往带来征文稿件题材和作者单位分布的不平衡。

　　在11610篇初稿中，反映红军时期重大事件的稿件分布也不均匀。有的重大事件有大量的稿子让编辑部精挑细选，可有些事件如遵义会议却没有稿件。同时，反映各个部队的情况也不均衡，如反映长征时期的红一、二、四方面军的稿件，反映第一、二、三、四野战军的稿件都有多有少。按照总体规划，篇幅十分有限，有的部队篇数过多，即使文章很好也不得不忍痛割爱，连粟裕、王树声、张云逸、刘亚楼、李天佑等名将的稿件也不得不删去了。

　　政治因素影响稿件甄选

　　从1957年开始，至“文革”结束，《星火燎原》编辑部编稿出版时间长达二十多年。这个时期特别是“文革”阶段，中国的政治生活不正常，经历了几次重大波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由于一批老同志如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被错误批判，涉及他们的稿件一律不能刊用，之后涉及“文革”中被批评和打倒的老同志的文章也照例被列入“不刊用”名单。

　　此外，对于东北抗日联军当时编辑部选用文章较少。“此次我们将30多篇反映东北抗联的稿件收入了抗战部分，向那些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英雄们致敬。”施雷说。

　　“史实不清”一律搁置

　　从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经历了22载风雨飘摇。战争年代部队流动性大，番号、人员变更频繁。而由于战争时期的动荡造成了史料记录的贫乏，绝大部分作者在战斗中没有保存史料的意识。几十年后，当他们提起笔撰写战斗回忆时，大量人名、地名都是靠记忆，造成许多误差，因为当年战斗单位更换频繁，作者对上下级名字也经常张冠李戴。

　　“当时《星火燎原》编辑部只有十来个人，手头的资料文献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只有靠字典、地图以及作战记录等来核对，无法对来稿中几万个人名、地名和战役、战斗过程进行准确修正。所以在最初的筛选中，凡是史实稍有疑问的一般都搁置不用。”施雷解释。

　　全国纸张短缺

　　除了这些主观上的原因，还有一个客观原因不得不限制了《星火燎原》丛书的篇幅，就是当年全国用纸紧张。

　　据介绍，1959年至1963年国家正是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各方面物资匮乏，经济建设捉襟见肘，重要建设及消耗都必须列入国家计划，全国一盘棋。其中，出版物的用纸要列入国家计委计划，国家必须首先保证学生课本用纸。《星火燎原》丛书的出版发行并没有列入国家计委用纸计划，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审核书稿后，决定压缩出书规模，提出“少而精”的编辑原则，最先计划将反映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三个时期的书稿各出1集，1958年9月出版了第1集上下册，编辑部将纸型发给各个省市自行印制发行。

　　由于全国反响强烈，编辑部根据上级指示又调整方案，自1958年至1963年陆续编辑10集、发行8集(缺第5、8集)，计337篇，共360万字。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造成了一大批未刊稿件，这其中有一部分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红旗飘飘》，还有一部分则由编辑部推荐给军报和各大省报发表，最后留下了1000多篇价比“黄金”的存稿，静静地躺在解放军出版社的资料室中，直到今天。

　　（综合《北京日报》《解放军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