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张永贵） 各省市高考成绩公布后，有关“高考状元”的炒作又沸沸扬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刊文斥责炒作“高考状元”之风。应广大网友的要求，6月28日上午，本报网络互动版“报网零距离”的“钱塘网坛”专栏邀请浙江财经大学谷迎春教授、著名杂文家汪金友、北大社会学所刘能教授、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教授等4位嘉宾，在“报网零距离”上与大家共同讨论这一话题。一个小时的网谈时间，40多位网友跟帖，2300个点击量。网谈结束后，许多网友还意犹未尽，继续发表跟帖。

　　专家们认为，“高考状元”是“应试教育”的产物，炒作“高考状元”的“罪状”，则在“以分数高低作为唯一录取依据”，杜绝炒作“高考状元”关键在于真正实施“素质教育”。

　　究竟是哪些人在炒作“高考状元”？

　　汪金友：一是出了“状元”的学校，只要是第一，就要炒作；二是出了“状元”的地方领导，只要是出在本地，就是领导的“政绩”；三是苦于找不到出路的媒体，想借此吸人眼球；第四是发愁卖不出产品的企业，找个“状元”做“代言人”。

　　谷迎春：喜欢炒作“状元”的人，无非两种目的：一是为名，二是为利。为名的想往自己脸上贴金，为利的想把自己的腰包弄肥。

　　“高考状元崇拜”的社会文化因素

　　徐斌：“状元”是以分数作为录取标准的特殊产物。无论是全国命题还是一些省份命题，都是以分数作为“一刀切”的。“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现行教育基本上还是一种“应试教育”，学生们非常善于吸收知识、记住知识，但运用知识能力相对差了些。换句话说，学生学习的过程，不是一个内在的、自然的、愉悦的，而是一种竞争的、压力式的过程，目标就是为了考出高分。

　　刘能：说到底，对“高考状元”的社会崇拜，既有传统科举制度的影响痕迹在内，又有社会对人类特殊能力的特定社会奖赏机制的意味，也和当代基础教育体系多年来实施“应试教育”的社会实践直接相关。

　　“高考状元”并不与成才划等号

　　汪金友：有人对以往的高考状元进行跟踪调查后，得出一个结论，在所谓的“状元”队伍中，固然多数是学有成就，但也有的是学“疯”了，有的是学“傻”了，走出大学校门以后，没有实际的创新和决策能力。

　　谷迎春：说得没错！在高考中成绩好是学子努力的结果，但并不能与今后一定成才与成功划上等号。也就是说，只是跨越了人生之路的一道坎，并不是“船到码头车到站”。

　　徐斌：我认识的几位朋友，在各行各业都干得相当不错，当初高考时，他们的成绩不见得好到哪儿去，更谈不上是什么“状元”，结果还不都是人才？

　　炒作“高考状元”之风该刹

　　刘能：炒作“高考状元”的“罪状”，在“以分数高低作为唯一录取依据”。换言之，也就是以分数高低作为社会承认的依据。

　　徐斌：我倒觉得这事不必太当真。这些状元毕竟是各地学生中的佼佼者。如果给大家做个榜样，低调一点，也未尝不可。但我反对热炒，现在各地的升学率都比我们当年高多了，上大学机会大得很，没有“高考状元”作参考，孩子们照样上大学。

　　谷迎春：按理说，站在地方和学校的角度，出了“高考状元”，适当地宣传一下，扩大学校的知名度，乃人之常情，没必要大加指责。但若宣传过了火，甚至发展到炒作“高考状元”，那就不得不令人深思了。因为这样做，不仅会给“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们以巨大的压力，并把这种压力转移到孩子身上，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社会效果也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