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杨梅、杭州湾大桥这三个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日趋强烈地冲击着我的脑海，渐渐地便成了对故乡浓浓的思念。

　　河姆渡，尽管离我老家只有几十里地，但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人提起过。只是到了中学时这个地名才开始流传起来，说是在一大片稻田里发掘出了许多宝贝，但那时人们对它的概念并不像现在这样强烈。当我踏进当时的杭州大学历史系开始学史前史时，课本中还没有这一段文明的描述，只是先生们授业时开始简单地讲解河姆渡考古发现的内容。可很快，这一遗址的地位在史学界不断提升。我想这也印证了一句话，就是，历史是不可能永远被湮没的。如今，提到河姆渡，就会联想到水稻种植、农耕渔牧，联想到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联想到双鸟朝阳、陶器骨哨。当文明的曙光在大海这头升腾的时候，文明随着姚江之水，在河姆渡这个不起眼的地方拐了一个弯，流淌过了七千年，中华文明史从此有了这耀眼的一撇，与黄河流域的古文明构成了一个坚实的“人”字支架，开始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明之旅。河姆渡，已成为中华文明曙光的代名词。我不知我这一族是土生还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徙而来，但我从内心更愿承认自己是河姆渡这一血脉的延续，是这一辉煌的后裔。

　　杨梅，常绿灌木或乔木，叶子狭长，花褐色，雌雄异株，果实表面有粒状突起，紫红色或白色，味酸甜。这是现代汉语词典对杨梅不带一丝感情色彩的描述。明代徐阶咏杨梅诗则充满了对家乡特产的感情：“折来鹤顶红犹湿，剜破龙睛血未干。若使太真知此味，荔枝焉得到长安？”关于杨梅，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故乡杨梅成熟季节里那漫山的红紫与深绿，不是街头路边满筐满篮的叫买吆喝。在我记忆里最深的，是儿时父亲为了贴补家用，每天傍晚从店里拉来卖不掉的次杨梅，兄妹几个手脚并用，把整筐的不熟的杨梅捣啊捣，直至只留下红里泛白的一粒粒杨梅核，第二天在太阳下曝晒后卖给废品收购站，每斤七分钱，在当时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还有在大学读书时，每到杨梅成熟时节，总会回一趟老家，带一些杨梅回校与同学共享，直至毕业时有同学在我的留言簿上写下“四年同窗，唯有杨梅记忆最深，愿你为国为民甚于我对杨梅甘甜的记忆”，此时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对杨梅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慢慢品味到杨梅如同她甜中带酸的滋味，对于这方土地，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也许从遥远的河姆渡人开始，她早已不是一种果品、一种食物，而是演变成了一种风情、一种民俗，一种已永远延续的纯朴。

　　当杭州湾大桥这个词出现时，我的脑海里首先出现的不是人们描绘的大桥蓝图和成为流行名词的大桥经济，不是它３６公里的长度超过了美国切萨皮克海湾桥和沙特阿拉伯的巴林道堤桥而成为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我的第一个念头竟是，原来一切的期盼都有它客观存在的合理。于是，小时候的故事开始变得清晰。那时候的夏天，晚饭后拿个椅子，一群人坐在从河姆渡一直流入杭州湾的长泠江边，时常有人会讲，晚上天气好时在杭州湾的我们这一头海边，可以看见海那边大上海的灯光。于是有人就会跟着说，要是在这个海上造一座桥，我们就可以走到上海去玩了。那一份憧憬，现在的人们是难以想见的。那时，对于杭州湾边小镇上的人们来说，上海这座大城市，既让人向往，又让人觉得是那么的远不可及。去上海要坐近一个小时的汽车到河姆渡边的余姚县城，再坐一天的火车才能到达。这对于不出远门、经济又不富裕的小镇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奢侈。于是，在海上搭一座桥走着去看上海，便成了一种愿望。如今，愿望成了现实，杭州湾大桥的雄姿已呈现在世人面前。面对大桥，又有谁能说愿望不是人们想着当时还做不到的事情时的一种渴盼呢。

　　于是，已到中年的我又一次在杨梅成熟时节作故乡之行，并有了新的感受：河姆渡，一条不息流淌的历史文化之河；杨梅，一种割不断的民情民俗民风；大桥，一条维系着历史和未来的纽带。过去、现在和将来，故乡有河姆渡、有杨梅、有杭州湾大桥，她的明天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