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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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003版: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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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普通人的不一般故事
· 感受民主法治的热度
· 民主法治大事记
· 透过“热词”看民主法治建设
· “法治浙江”是制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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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7日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3个普通人的不一般故事
本报记者 朱海兵
  他们都只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特殊的机遇,成就了他们的不一般。他们是我省富有创新意义的民主法治建设的亲身见证者。

  也许,从某一方面说,他们仅是我省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一个个“符号”。然而,透过这些“符号”,人们完全可以看到:

  在浙江,不仅经济建设,民主法治建设也走在全国前列;

  在浙江,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享受着民主法治建设所带来的暖意。

  朱林飞:全国首位农民工县级人大代表

  朱林飞作为全国县(市、区)级人大的第一个农民工代表,已经行使了一届的县级人大代表权力。

  2002年12月18日,专为农民工设置的义乌后宅街道第十选区,在44名初步候选人的基础上选出了两名正式候选人。

  12月24日上午,符合条件又自愿登记的3490位正式选民,利用工余时间投下了神圣的一票。时年27岁的朱林飞以2829票当选,成为全国农民工中第一位县(市、区)级人大代表。

  朱林飞是浙江龙游人。她高中毕业就到福建、广东等地打工。1997年,与丈夫一起来到义乌华灵拉链有限公司工作。

  当时的公司其实是个家庭作坊,行政管理人员只有朱林飞一人,还兼顾外贸业务。工人们说:“朱林飞是一个很好的师傅,什么都肯耐心地教你。人也很正直,敢在老板面前说真话。”

  “我之所以能当选,是因为我打工多年,深知农民工的需要和愿望。”朱林飞当选后,认真履行代表职责,积极呼吁解决的“重视农民工子女就学难”等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更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朱林飞说,人大代表的经历是她一辈子的宝贵财富。今后她会通过各种途径继续反映农民工的要求和呼声。

  新闻链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们最基本的也是最神圣的民主权利。只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因人的空间转移而被忽视,农民工的民主政治权利才能真正得到保障,才能把他乡当故乡。如今,农民工成为地方人大代表,在浙江早已成了“旧闻”。

  陈有德:工会社会化维权“义乌模式”的首创者

  2006年4月14日,义乌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在义乌打工的湖南人李传生手上包着纱布,纱布上沾染了些许鲜血和药膏,一旁的妻子正接过义乌市工会主席陈有德递上的2万元钱数着,口中不停地道谢。

  原来,李传生在一家织带厂工作时,左手被机器卷了进去。但他没有劳动合同,厂方只是口头允诺他每月1000元工资。但经陈有德亲自调解,李传生却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这样的纠纷案件,其实只能算作陈有德帮别人维权路上的一颗“小石子”而已。

  没有人说得清几年来陈有德和义乌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到底帮助了多少外来务工者,但人们不会忘记这样一组数字:2000年10月至2006年3月底,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共成功调解投诉案件3315起,接待集体来访297批5645人,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129起,共为职工追讨工资及挽回经济损失1225万余元……

  “在缺乏刚性手段等制约下,单靠职工维权中心,甚至单靠工会维权,这条路肯定走不远,走不宽。”在陈有德的不懈摸索、奔走下,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及劳动、司法等部门的支持下,与媒体合作,与律师事务所、其他地方的工会合作……一个以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为载体的社会化维权大网开始铺开。

  维权中心工作人员、同时兼任人民陪审员的卢阳娟说:“与各职能部门的密切配合,使得工会维权充满刚性。”

  义乌市总工会的社会化维权模式也引起了中央领导及有关方面的关注。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对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工作作出了重要批示。2005年,省工会维权工作现场会和全国工会维权机制建设经验交流会议相继在义乌召开。自此,工会维权的义乌模式从省内走向了全国。

  不过,“维权名人”陈有德的工会维权探索远未止步。

  新闻链接:义乌市总工会自从建立党委领导、工会牵头的社会化维权模式以来,通过职工维权中心这一载体,积极主动开展与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单位之间的合作,依法调处劳资双方利益冲突,不仅扩大了新时期工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还充分发挥了作为一个人民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社会和谐发展。

  张舍南:全省首位村务监委会主任

  2004年6月18日上午,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32名党员、17名村民代表聚集在村委会会议室,通过两轮选举,选出3名监委会成员,张舍南为监委会主任。全省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就这样在后陈村正式诞生。

  近年来,武义经济发展较快,但反映“村官”不廉不公的信访迅速增加,后陈村就是其中之一。张舍南当选前也是“反映村干部违法乱纪问题”的老上访户。

  一年任期结束后,张舍南离开家乡到外地做生意。说起那一年的工作,他仍然很自豪:以前村里卫生清扫承包由村干部说了算,一年6000元,公开竞标后降到3900元;以前村里请人运砂石每车付15元,公开招标后只需付4.49元;以前村招待费每年要五六万元,经审核村财务账单,当年全村招待费减少到8000多元……

  “原本开村民大会时,净听到责难和埋怨声,如今越来越少了,”后陈村党支部书记胡文法说:“监委会的成立,使村两委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村民监督的力量,自觉把工作做得更民主、更公开、更透明。”

  如今,武义县550多个村已普遍设立监委会。

  新闻链接:以村务监委会为显著标志的“后陈经验”,从本质上说,正是凸显了村民代表会议的地位,突出了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为了确保村民代表会议的地位,让村民充分行使民主权力,与监委会相配套,“后陈经验”还制定了村务公示、村民代表联户、村民听证、村干部述职考评等制度,从而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制度链”。 去年,后陈村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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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日报 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特别报道 00003 3个普通人的不一般故事 本报记者 朱海兵 2007-6-7 48256F32002924A6482572F200543494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