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上海一家广告公司的文员，他是北京民族大学的退休数学教授，他是留美的工商管理硕士，他是来自四川南充的打工者……听上去他们是完全不相干的人，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呢？

　　答案居然是“诗”，而且是“旧体诗”。不仅如此，现在，他们还共同倡导起一种新的写法，把当代人们的普通生活大量引入到许多人看来已经封闭停滞的旧体诗中，并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新国风”。

　　这个创意的核心人物赵缺刚过30岁，但已经研习诗歌十多年了。他毫不讳言，自己并非出身书香门第，也没有高等学历，初中时忽然迷上杜甫、李白，就自己学着写起来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做过很多行当，当过推销员，卖过报纸、香烟，即使后来因为诗才显露，被广告公司招为文案，但一直是最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

　　难怪，当记者请他随便挑一首诗，回忆一下写作的背景，他脱口而出的是《五律·推销员》中的句子：“苦挣三餐费，闲谈百万薪”。赵缺说，他19岁做推销，每天公司都要给他们灌输发财的美梦，每天都要集体高呼口号，然后打扮得西装革履地出去，但从来没有人实现过那种美梦，反而要为每天的生计担心。他不敢告诉别人自己的处境，怕家人担心，那段时间特别郁闷。但他还不是最痛苦的，毕竟他的家就在上海，那些外地来打工的同事，许多人的家里还等着他们寄钱回去。这几句诗就是从那段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赵缺说，我出身寒微，我写的现实，自然是站在普通劳动者的角度写。我和民工、保安、开电梯的，基本属于同流。我的朋友、亲戚，甚至我自己，多半是干这些工作的。我对这些人的事情不可能用俯视的眼光去写，而是有着真切的体验。

　　感同身受，甚至直接身受的题材，才是更细腻，更真实，更感人的。赵缺把自己写的现实题材以亲历（如：《五律·推销员》）、亲见（如：《五律·地铁卖报人》）、亲闻（如：《五言排律·一代人》）来概括。

　　这其中，亲历虽然是最真切的，但个人经历有限，因此不会很丰富。亲见、亲闻，则更宽泛得多些，不过，有时可能会有细节不够的问题。《五言排律·一代人》写的是他的叔父、兄长们。赵缺经常听他们讲自己的往事。这首诗的第一联本来是“少年听国策，热血走他乡”，直到前些天，听舅父说起他们当时敲锣打鼓赴边疆的细节，才将“热血”改成了“击鼓”，他觉得这样改后，要比原来生动很多。

　　显然，“新国风”的倡导者们，看重的是诗和时代的密切结合，而不是把诗，尤其是旧体诗当作古董供起来。

　　赵缺说，诗词，从它产生开始，就一直是时尚文学。上古时期，老百姓经常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譬如，遇见心爱的姑娘，就吟唱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想念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吟唱道：“青青子矜，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有时，在一个地方工作了好几年了，准备跳槽了，就吟唱一首跳槽诗给老板听：“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肯我顾。誓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这段诗，翻译成现代大白话就是：大老板啊大老板，你别想再剥削我啦。我为你干了三年，你都没给我加工资啊。现在我不干了，准备跳槽到新公司啦。新公司啊新公司啊，那里才是适合我发展的地方啊。

　　这些诗，正是当时的流行歌词。到了春秋时代，孔夫子周游列国，没求着官当，失业在家，闲着没事干，把这些流行歌词编成了一本书，流传下来，到了今天成为经典，就是《诗经·国风》。

　　我想，赵缺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我们期待有我们时代的经典，或者接近经典，那么写出当下老百姓普通而丰富的生活是必然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