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时候，不知怎的，变成了文人，而且是名人。这就“抖”了起来：会议坐前排，作文有约稿，动辄在报上电视上晃晃。随之而来的是，逛一逛商场，便招徕四周异样的目光。小摊上买零用物件菜蔬小吃什么的，贵贱买了就走，不敢争价，怕老板认为自己“尊范”。有一次到公园划船，带妻女登舟挥桨，岸上忽然有尖眼人指着说：“那是二月河——写《康熙大帝》的!”他这一提醒，许多人也都认了出来，三五成群手指目睨评头论足，像是在看动物园新到的一头大河马。心里紧张，目光张皇，鼻尖出汗，桨也不听使唤，只好携妻女弃舟落荒而逃。

　　这固是一种风光体面，然而我受不了。为了某些鲜花和微笑，浮名沫利、掌声和桂冠，丢掉最原始本能的自在，抛却恬适悠游的天性，连嬉笑怒骂发脾气温存友谊敦于爱，都要锱铢较量，或顾及自矜于“身份”和形象，或迎合媚取于众人对自己的期望值，在“心秤”上一称，立即觉得不上算。我还没有高尚到蔑视名利的份上，更无意轻看对我青眼有加的普通读者观众。我是说好好一个人，偏偏佛像装金，贴得金箔纸宝样庄严，好好一个男人涂脂抹粉，好好一个女人憋粗了嗓门说话，无论如何都带了“妖”气。

　　虽说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仔细考审去，大英雄固然极少，真名士更是寥寥。乾隆皇帝下江南，见扬子江上樯橹如林，舟船似梭往来，对随侍的圆空和尚说：“好多的船!都航到哪里去呢？”圆空回说：“老衲在此，每日只见两条船。一条名船，一条利船。”乾隆对此回答大为赞赏。这位光头大师算是会思想事情：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咬定了这两条，大抵说不差。只难为他老和尚在码头上望洋悟禅，竟能对世情参详如此透彻。

　　然而，若是立在一个更宏观、更世俗的角度，求实地看，这个说法又不确了。为名缰利锁所缚的，大抵只有商场、文场两种人以及与此两类人相关的人情事物。那些蛰居穷乡僻壤，“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老夫农妇，谋一餐食、一瓢饮的劳作人是否可划为图名逐利，大可值得怀疑。就是上船的人，购置农具的，卖茧买桑的，求医问药的，走亲串友的甚或进庙烧香祈平安的，似乎也划不进这范围。

　　可否这样说，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图温饱图小康，这叫“生存场”；一小群已不忧生存者，出而竞争，是谓“名利场”。生存场中人挣扎出来，进入名利场者尽有，从名利场败落下去，回归“生存场”，或者隐藏深山大洋，当隐士。

　　这里很难全面阐述其中升降沉浮，各个位处的种种态势，厘剔类别，单就“名场”里边就分了“宦海”、“文场”、“艺场”各色各样，还有各个场都有的红角黑角、幕前幕后、配享杂拌帮忙帮闲诸如种种难以一而足。里边各角色况味不一，就如文章开头说的，“做人难”就是——你想好好的，平常人平常心做平常事——比如穿一样外观不甚雅，其实十分柔软舒适的旧棉袄转悠转悠，比如领纽未扣打了领带，比如一身西装却又平底布鞋，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你道很好受吗？

　　“生存场”的人会说：我乐意。我听贫贱之交说过，不加解释，只是莞尔。这毕竟是一种富贵愁，有点像达官贵人发愁没时间写诗，吃惯了鱼肉的想一口老咸菜，宾馆里住腻了向往鸡鸣犬吠的乡间农舍。《梦溪笔谈》中讲一位得意翰林，他给皇帝起草诏诰，写了几稿都未能使上头满意，懊丧出朝，见一位穷叫花子在墙根下晒暖捉虱子，完全彻底的悠闲，无忧无虑。这位翰林就歆羡得不得了。但他毕竟没有放弃他的官位去讨饭，我也不可能放弃我的几部书的著作权去拉板车。就人类本来面目而言，其实就是在追求一种不可能的完美。富有富愁，穷有穷愁。

　　二者皆愁，一样了？没有那回事。功名富贵铅华舟黄金人玉佛都归权势富贵风流名士所有，尽管有“愁”也还是趋之若鹜。到穷了，就叫“穷愁潦倒”。身上衣口中食都成问题，那一点悠闲潇洒自在饥肠辘辘中恐怕抖不起来。尽管如此，在谋到一定的稻粱，有一份稳定的衣食，我还是想把心更贴近一点破亡屋里的潦倒人。我还没有修炼到“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境界，但觉得目光多注视底层引车卖浆之辈，一是可以使自己的心态更像个人，二是更能安道乐业。人，一富起来常常会变，变伟人不去说他，更多的就变了“神”——这犹可存案，有的变了“鬼”，变了豺虎，那就悲哀了。

　　《聊斋志异》中讲到那位曾为龙女传书的柳毅，传书成名人，又做乘龙快婿，成了神，接了洞庭君的龙位。但柳毅是个文弱书生，就像戏上见的那样个小白脸，有了官位却镇压不住夜叉水鬼并鱼鳖虾蟹等水族。到底是文心周纳，柳毅便做了一副假面具，样子十分狞恶，戴上面具料理龙宫事务，倒也指挥如意。那些乌龟王八就这样，你戴上面具，凶神恶煞也似，他就听你的——结果久而久之，柳毅的假面和真面合二为一长在了一处，再也摘不掉了。

　　这个故事颇有意味。有位做官的朋友和我谈心，说到“架子”问题，他不无苦恼地说：“不当官时憎恨官架子十足的官僚，当了官才知道没这玩意不成。有些人，向他摆架子他怨你，和他‘打成一片’他又腹诽你，甚或放肆得没上没下‘根本指挥不动’，所以，为了工作，该摆还要摆。”联想到柳毅，不也是“为了工作”？就真实的社会情势而言，多数人心里还是渴望和期盼真诚，但“真诚”这东西一放在名利场，显得那么脆弱，那样苍白无力，聪明一点的，便戴面具，这只一宗不好：戴得久了长在脸上变成了他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今是连和尚也有“处级和尚”、“科级和尚”的了，谬种花样层出翻新。文人也有这个级那个级，被名利枷套得死死的，上睥下，下趋上，蝇营竞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欲横流，使名利二字和金钱扭结在一起，卖猪头肉的在电子灯下点钞，会说“我是科级干部收入”。而许多道貌岸然的达官名流也真的垂涎那些挥金如土的大款，计算自己的积蓄，计较往来礼节的实惠，有了守财奴的味道。病态的心理，使许多不同层次的人格扭曲变形。

　　我历来不大恭维文人，成了文人，又惴惴于自己真的堕落了。已经有人说我“狂”，按我自己的说法，是“嚣”，我以嚣避嚣，而嚣以为应该嚣嚣相通，既不相通，避嚣也就成了嚣。这本是一种自卫——是脆弱无力的表现，反被视为嚣张，用一句文言话说：“其可怪也欤！”就算是在宦海中沉浮升降，在文人名利场中厮混，之所以“避嚣”，除了觉得太费心，人格付出太多，也真是怕了“那众人”。无论事业成就大小，诸朋友前总谦虚“哪里哪里，岂敢岂敢……”和他空应酬就是这一套，要真的“不吝赐教”起来，恐怕没有几个不“色变的”。　　　

　　我愿我是一个平常人，我愿我是一颗平常心。

　　［作者简介］二月河，原名凌解放，１９４５年９月出生于山西昔阳。国家一级作家，现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阳市文联副主席。１９６７年高中毕业后入伍，在部队历任战士、宣传干事、连指导员，１９７８年进南阳市委工作。４０岁后开始历史小说创作，十几年来，共写作出版《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长河落日》、《密云不语》等１２部，５００多万字。作品曾获河南省首届优秀文艺成果奖、“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５年度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