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上午，坐在法庭调解室里，一个小时里，朱冬青手里点的烟一支接着一支，没有停过。

　　早上来的时候，钱娟还在说，“这日子没法过了”。现在，她终于同意再给好赌的丈夫史大刚一点时间。

　　法官们说，很少有起诉离婚的官司，像这次和解得这么快的，朱冬青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朱冬青和这夫妻两人，都在温岭小江下村生活过。这个在当地做工程船租赁生意的老板，每年手上进出的生意有几千万，史大刚就在他船上打工。

　　法院的传票送到史大刚那里时，还附带了一张调解建议告知书。上面告诉他，可以找“协助调解员”来调解。告知书的背面，就是一张31人“协助调解员”的名单，每一个人的单位和电话都写在上面。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各村的书记、村主任，以及镇里的退休干部。

　　朱冬青的名字不在这份名单上，不过按照规定，史大刚也可以自行邀请名册外的人来主持调解。于是，他理智地选择了这一方式。

　　因为在钱娟心目中，朱冬青的话是有分量的。他让史大刚痛改前非，告诉他“男人应该对家庭负责任”。她想丈夫应该能听得进去。

　　朱冬青跟钱娟说，史大刚的工资是每个月3500块，他会盯着史大刚不让他乱花。钱娟的儿子上大学，下半年的学费由他来出。

　　沉默了很长时间，钱娟点头了。

　　熟人社会成员的相互了解，培育了彼此间的信任。在民事纠纷中，引入“协助调解员”的力量，使得乡土社会里日常生活所固有的逻辑，在解决农村法律纠纷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在温岭，法官一般不能在本乡镇任职。而随着对法官学历的高要求，具有乡土性的“农村法官”会越来越少。2006年，温岭市人民法院全国首创的“协助调解员”经验，被最高人民法院收入了《新时期人民法庭工作手册》，成为全国基层法院的示范性做法。

　　温岭市人民法院院长葛建明希望，在全市推广这样的做法，“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妥善引导农村一些积极且可控制的资源和方式进入法庭，是司法民主化实现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