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法学应该是一门最讲理的学问

　　法律要有效地规范人的行为，关键是讲清讲通其中的道理。　　法是人的行为规范，而人的行为受人的思想所支配，可以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世界上做人的思想工作最有效的方法。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越是强制性的东西越应讲理。法律应具有权威，但法律的权威最终不是来自“力”而是源自“理”，因为“力”最终也是源自“理”，讲理的法律才有权威可言。

　　法律是大众智慧的结晶。法律的制定有严格的程序，严格的程序是对所制定法律的层层把关，道道过滤，步步改进，使法律尽可能地杜绝任性、私见和偏见，所有这些都使得法学成为最讲理的学问。

　　法律的规则是有限的，但法律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是无限复杂多样的，当有限的规则不足应对无限世界时，总要诉诸真情和至理，只有它们才能填补法律规则的漏洞和空白，以克服其有限性和局限性。例如，在一列火车上，列车员查票时，有位乘客非常紧张，半天才把火车票拿出来。列车员一看是一张儿童票，就问：你是一个成年人，为什么买儿童票？乘客说：我买不到成人票，但我是一个残疾人，残疾人的票价和儿童票的票价一样都是半价。列车员就问：你有残疾证吗？乘客说：你看我连手都没有，还不是残疾人吗？列车员又说：我不看你有没有手，我只看你有没有残疾证。旁边的一位老者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列车员：你是女人吗？列车员就说：我一个大活人,怎么不是女人呢！老者问：你有女人证吗？她说没有！这位老者义愤地说：你没有女人证就不是女人！这就启发我们，规则是死的，但是需要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去灵活运用它。

　　审判也叫审理，审的就是一个“理”字，而审理后所做出的判决书就是一份说理书。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是一个社会是非、真假、善恶、美丑的最后评判标准。从法律的实施来看，之所以要设立法庭，要有严格的诉讼程序，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讲理，给人们提供一个充分讲理的机会和地方。所以审判也叫审理，审的就是一个“理”字，而审理后所做出的判决书就是一份说理书。如国外关于“堕胎案”所做的判决书就要提到，什么时候容许堕胎？谁有权决定堕胎？哪些医院能够实施堕胎手术？等等，都要尽可能地作出详细充分的说明。讲理充分的判决书易于执行，相反，有些判决书之所以难于执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判决书讲理不充分细致，不能令人信服。　

　　法学讲的是常理

　　一个社会的法律从根本上说是由该社会最广大民众的日常言行、风俗习惯和认知能力决定的，所以，法谚说“习惯是法律之母”、“国法莫大乎人情”、“法律是成年人的学问”；法学家孟德斯鸠认为：“法律不要精微玄奥，它不是逻辑的艺术，而是家庭父亲简单平易的推理”，“法律的体裁要精洁简约，要像十二铜表法一样，连小孩子都能背诵出来”。凡此种种，都说明法律是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们所制定的，法学讲的是常人都能懂的道理，甚至是常识。

　　我们有一种误解，认为法学如果大众化、通俗化，成为了常识，还用得着长期学习和反复研究吗？这岂不是有损法律（学）的尊严吗？其实不然，深入不易，浅出亦难。因为大道至简，如黑格尔认为“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在家里的那种感觉”，他这样定义自由，胜过那些鸿篇巨制和高台讲章论说自由，但要说出如此通俗易懂的道理，非经深思熟虑不可，也非要大师不可。我们的法学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大师和这样通俗易懂的道理，只有这样才能为法律和法学赢得民众和尊严。

　　法学怎样才能讲好理

　　法学要讲好理，得首先有理，有理才能讲好理。那么，怎样才能有理呢？一是观察。观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看有字之书。读书是人们对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用文字所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思想的回顾；另一个方面是看无字之书，即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还要行万里路。二是概括。把观察所得概括为某种范畴、命题和原理，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增加新的思想和方法，提供新的工具和路径。三是应用。把所概括的范畴、命题和原理应用到各个方面，看看能否解释它们并应用于它们。只有这样，法学才会有理，也才能讲好理。可以说，一切法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一个“理”字，就是为了有理和讲理。

　　法学要讲好理，还要以人为本。法律是人的行为规则，它作用于人并通过人而起作用。马克思也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法学要想对人讲好理，必须尊重人，只有尊重人并使人成之为人的法律才是讲理的法律。这样，法学要想对人讲好理，必须研究人，从这个角度看，法学是人学。　

　　要讲好理，还要开展争鸣和讨论。人人都会讲理，没有人承认自己不讲理。人们都认为真理在自己一边，并为此而争论不休，但有时真理只有一个。那么，怎样去发现真理以及真理在哪一边呢？发现真理的唯一方法就是开展争鸣和讨论，真理不怕争论，真理愈争论愈明。为了发现真理，不仅要由当事人在法庭上互相争论，而且可以开展社会争论，如举行听证会，利用网络表决，充分发扬民主，各抒己见，然后集思广益，去伪存真，找到众所公认的“理”和最佳的解决方案。这样看来，一定意义上说，民众本身也就是法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