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宋兆霖翻译的英国作家克里斯蒂的小说《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两次共印了114万册。

　　“出版社用这本书赚的钱，盖了两幢职工宿舍。”熟悉宋教授的人说，这段历史经常被宋兆霖作为当年读书热的证据。

　　宋兆霖说，除了1986年有个反复，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又有个小高潮，但到90年代后期，很多书卖不动了。“以前动不动一本书印几十万册还要重印，但到后来，2000册印数都达不到。”宋兆霖说，“我上世纪80年代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系列卖得一般，至今还没出版完，组的稿子现在还压着，说不定出不来了。”

　　“看名著改编的电影也是一条很好的途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通过这种形式能够普及外国文学，画面也能够把小说中的一些场景直接传达给观者。”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3级学生周孝强说。

　　在杭州一家网站工作了两年的新闻系毕业生周婷，承认在校期间并没有读多少经典作品。“读不下去，大家都急着出人头地，急着找工作，谈恋爱，消费指南都比经典吸引人。”

　　周婷称自己“看过《西游记》”，她指的是电视剧《西游记》而不是书本。在电子类文化产品越发丰富的现在，她几乎不可能有时间去读那些大部头的书本，如果需要的话宁可上网查。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确实不容易产生经典，也让人疲于奔命，很少去关注经典。”张德明教授说。

　　“但另一方面，看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不能代替阅读名著本身。因为影视作品是导演对原作的解读，不能完全代表作家的原意，每个读者都可以也应该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和人生阅历出发来解读经典，而不是去解读别人的解读，否则就离原著不知隔了多少层了，成了copy 的copy。”张德明说。

　　一个例证是，电视剧《红楼梦》大大普及了这部书的影响力，这部电视剧本身也已经成为“经典”，但这部电视剧也同时让很多人因此放弃了读原著的那种神秘冲动。

　　“现在的人大都比较浮躁，认为看作品就是听故事，所以普遍以影像观看代替文本阅读。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会被广大读者喜欢，而真正反映人类社会本质的就被忽视。在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过程中，我们的目的不仅是了解故事的情节，更重要的是挖掘文本中的人物典型形象。”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毛信德说。

　　以广为人知的莎士比亚作品《哈姆雷特》为例，可能更多的读者关注的只是王子复仇的故事，而忽视了人物典型的深度挖掘，其实哈姆雷特是人文思想的典型代表，如果看文学经典只停留在“听故事”的层面，这样对作品的深刻含义理解是不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