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兆霖说，近三四年来，在“重读经典”的号召下，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小学似又红火起来，仅教育部指定的初、高中必读书目52种中，即有外国名著23种。但即使如此，阅读效果似乎仍然不彰。

　　“目前的应试教育体制极大地损害了青少年的阅读兴趣，学生不得不把大量时间放在读应试教材上，根本没有时间读经典原著，另外有些经典导读书把经典解构得七零八落，反而使读者失去对经典的阅读兴趣。”张德明说。

　　“‘悲剧净化人的心灵’。我的确非常爱好文学作品，但我们爱好一件东西，并不是想从这件东西得到什么。爱好应该是最干净的一件事，最美好了，就像爱情。文学艺术，一开始就是以‘游戏’的方式展开的，也让她以‘游戏’的方式终结吧。” 大学生赵甫说。

　　但张德明认为，不少中国人读书，多是功利主义，“临时抱佛脚”，即使读《三国演义》，也是试图从中读懂计谋和诈术，以便在职场上使用。读《水浒》，读出来的是无法无天、杀人如麻，毫无忏悔之意。

　　与此相对应的是，根据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2006），六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1999年首次调查发现国民的阅读率为60.4%，而2005年为48.7%，比1999年则下降了11.7个百分点。

　　“古代读书人读经，也并非是为了读出圣人之意，而是藉此作为官场的敲门砖。现代人读书，一是消遣、时尚，二是职场指南。在讲究实用主义的今天，经典也被按有用、无用进行划分了。”张德明说，“其实，阅读经典并不是为了得到某种文学知识，知道什么作家写过什么作品，或什么作家属于什么流派，这都是非常肤浅的，阅读经典能使人获得一种人生智慧，而现代人缺少的恰恰是智慧，而不是知识。”

　　而在国外，传统经典面临同样的问题。海外学人林达在《带一本书去巴黎》中说，一位在大陆长大的旅美学人，曾经为了获得哪怕一篇字纸，往往不得不交出自己惟一的拥有物——自尊，去交换那点可怜的信息。而现在他出生在美国的儿子，哪怕有第三只眼睛，也只肯看电视而不是书的时候，这位老先生竟伏下已经苍白的头，大哭了一场。

　　“电子时代，中外几乎同步启动。”宋兆霖对此冷暖自知，“我的下一代都学理工科，第三代呆在电脑前的时间，远多于书本。”

　　虽然他翻译的作品堆起来不止一人高，但他的后辈，几乎没有人对这些书感兴趣。

　　张德明说，国外的经典衰落首先从解构开始。最典型的是对《简·爱》的解构，通过恢复疯女人的声音，来重新讲述简·爱的故事。

　　解构发展到极致，恶搞就出现了。2006年，日本推出的一款名为《红楼馆奴隶》的成人网络游戏中，多愁善感的林黛玉竟成了“娼妇与外国人的私生女”。

　　“恶搞对象一般都是经典，因为恶搞者大多是处在文化边缘的人，他们要颠覆精英主流，选择的对象当然是越经典越好。”

　　张德明说：“另一方面，恶搞也说明后现代原创力的衰竭，只能借助经典中现成的故事情节进行拼贴或改编。”

　　然而，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吴笛对经典的“落寞”并不十分着急。

　　他认为，现在读经典的人，肯定是真正爱好文学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的全民文学运动，只是特殊时期才有的现象。就比如一个人饿疯了，难免碰上什么吃什么，一时吃不下，也是先买来放在家里再说。而我们现在文化产品充裕，是一个健康的时代。

　　“我始终认为，中国人对中外经典文明成果都尚未完成现代意义上的继承，这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自新是很不利的。青年时代我在敲石头的工棚里，借着昏黄的灯光读《哈姆雷特》，读到‘生存还是毁灭’的时候，有一种五雷轰顶般的感觉，仿佛与莎士比亚有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沟通。这对我的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张德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