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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011版: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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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19日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国际生产与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海 闻 赵 达
  随着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和市场发展,国际生产和贸易格局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篇文章(选编自《国际经济评论》)将告诉我们:促进这种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种新变化对各国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会产生什么影响?对各国的收入分配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问题已经引起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南北贸易重新成为世界贸易中的重要部分

  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盛行的主要是“南北贸易”模式,即建立在资源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二次大战尤其是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北北贸易”,即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产业内贸易,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这种趋势并未持续很久。从20世纪80 年代后期开始,南北贸易占整个贸易的比重逐渐增加。而且,这种增加并非简单重复。20世纪50 年代北方国家从南方进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接近45%),工业产品的进口只占5%左右。而到了21 世纪初,北方从南方进口的工业品的比重上升到了将近25%,而初级产品的进口也相应地下降到了25%左右。更有意思的是,南方的工业品出口中增长最快的不是诸如玩具、服装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是通常被认为只有在发达国家才具有优势的电子、电信、办公设备等产品。

  中间品贸易比重不断增加

  由于进口的中间品一定进入各国的生产流程,因此,一国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中间品的比例和该国参与国际生产链以及中间品贸易程度成正相关。从美国和中国两国电子电气和交通运输设备近二十年来进口中间投入品比重的变化看,20 世纪80 年代初,美国电子电气设备的此项比重只有6.7%,交通运输设备的比重也只有10.7%;而到了21 世纪初这两个行业的比重分别增加到20%和24.2%。从1992 年到2002 年的短短十年内,中国的同类数据也分别从11.6%和4.6%增加到29.7%和12.4%。这些数据充分印证了这个阶段中间品贸易所占比重的快速上升。

  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和转移模式的变化

  纺织业可以说是最早的工业。纺织业的转移用了200 多年的时间,汽车业的转移大约用了纺织业的一半时间。而电子业则更为迅速。以家电为例,20世纪50 年代,美国是家用电器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到了80 年代就已基本被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替代,而到了90 年代,连日本韩国也逐渐丧失了优势,中国则成为了家电的生产、组装和出口基地。这一过程仅仅用了汽车产业转移的一半时间。

  纺织品、钢铁、电子等产业的转移往往是整个产业链的转移,发达国家在丧失比较优势后会放弃这些产品的生产。而在当今的生产和贸易格局下,产业的转移实际上变成了生产环节的转移,从发达国家最先转移出去的通常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组装生产环节,然后是非核心零部件生产,最后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核心中间品生产。

  新格局形成的原因

  纵观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生产和贸易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商品价格越来越由国际市场决定,为了能在全球竞争中生存,企业不得不在全球范围中寻找最便宜最有效率的资源,由此产生了“跨国外包”和“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新型生产和贸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只要同一产品上下游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必定会引发大量的中间品贸易。发展中国家通常承担密集使用劳动或是资源的生产环节,因此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和中间品出口必定会快速增加,产品的生命周期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新格局可能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

  从国家整体来看,参与垂直专业化生产的各国福利都会提高,但对本国不同的要素会有不同的回报。发展中国家参与工业产品的生产会通过对制造业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需求的增加而提高他们的收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可能扩大与农业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收入之间的差距。发达国家低技术生产环节的外包和转移会抑制本国生产部门工人收入的增长速度,但会使科研人员或者高端生产环节技术工人收入增长得更快,从而也会扩大发达国家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工业产品生产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也会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同类工人收入之间的差距,加快制造业工人工资均等化的趋势。从中美两国近20 年劳动力收入的变化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影响。从20 世纪80 年代至今,美国生产工人的小时工作回报率没有增长甚至有所下降,研究人员与生产工人小时回报差距从1986 年的1.56 倍上升到2005 年的1.9 倍。同期在中国,制造业工人收入与农民从农业获得的纯收入的差距也扩大了差不多2 倍。另外,从1985 年到2005 年,美国制造业工人实际平均工资基本没有变化,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则上升了3.5 倍多,两国间制造业收入差距收敛速度快于以往任何时期。

  国际生产和贸易模式的新变化也会对各国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各方面带来不同的影响。对于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意味着有许多新的课题需要深入研究。

  (作者分别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深圳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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