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路边摊”，几乎国内所有的城市都曾不约而同地说过“不”。现在，这一现象开始改变——乌鲁木齐、上海等市宣布对路边摊贩“解禁”，我省杭州、舟山等地开始对“路边摊”“高抬贵手”。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路边摊”也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热点。我省的全国人大代表许爱娥在《保障生存权，促进社会和谐》的建议中直言：“无庸讳言，小贩是影响市容，可是没了摆摊的收入，这些人有可能去乞讨，有可能会走上犯罪道路。在当前就业和社会保障成为突出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城市管理应当在优先满足生存权的前提下，再兼顾市容整洁。”

　　许爱娥的话道出的正是当前城市管理中存在的一个通病。长期以来，城市管理似乎就是由一系列“不准”所组成——不准乱设摊、不准乱发小广告、不准当街摆夜排档等等。单纯以禁止的思路来指导城市管理工作，看上去是快刀斩乱麻，其实是将城市的整洁与美观当成了城市管理的第一要务，过分重视了城市的“物”，而忽略了城市中的“灵魂”——人。

　　禁止“路边摊”这样的政策，必然会将执法人员和被执法者推向对立面。有统计数字显示，处理乱设摊占上海城管执法全年总量的３０％。城管部门疲于应付，疲于奔波，但是乱设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治。在一些地方，城市管理还陷入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的恶性循环，北京去年更是出现了城管副队长被小贩刺死的悲剧。

　　“冬天里买一个烤红薯吃，会感觉又暖和又香甜。这样的路边摊，为什么不能合理地存在呢？”许爱娥动情地说。其实，广大市民对这类“禁止式”的城市管理模式并不满意。将城市清理得“一尘不染”，居民们修个鞋、买个针头线脑，都得进超市、跑大商场，那多麻烦。况且，城市居民中还有大量的中低收入者，街头摊点让这些人有更多的选择和方便。正因如此，本来城管执法的初衷是维护市民利益，但当执法人员和小商贩发生冲突时，不少市民却站在被执法者一边，这种尴尬引人深思。

　　诚然，“路边摊”也存在着种种弊端，比如所提供的产品可能会存在质量问题，交易过程也会有缺斤短两现象，对城市环境可能会带来污染等等。但这些问题正是需要有关部门对其监督和管理，不能因此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关键是如何寻找一个兼顾多方利益、更有利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城市管理方案，而不能为了光鲜亮丽、整齐划一的“面子”，而忽略了一些困难人群吃饱“肚子”的需求。试想，每一个摊点往往维系着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生计，善待“路边摊”，能让多少人获得更好地生存发展的权利？

　　许多城市有一句标语：“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城市管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人为本，问计于民。应当问问小摊小贩有什么要求，问问周围的百姓有什么意见。令人欣喜的是，最近，在倾听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杭州西子湖畔对擦鞋摊点适度“开禁”，舟山普陀500便民摊回到百姓家门口，这些无疑都是很有益的尝试，也反映出了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尊重民众意愿、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法国巴黎的“路边摊”上，随手选一个印有莫奈油画的发卡；在意大利听那些有男高音天份的小贩们，把叫卖“冰激凌”唱成各种不同的花腔……国外很多城市的摊贩已成了一道“风景”。现在，如何在城市管理与民生保障、社会秩序与摊贩权利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把“路边摊”变成城市的“面子”，正成为考验我们城市管理能力的一道新考题。

　　（本报北京3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