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记忆中的“热心大姐”，是传统的中国女性，她们把家的概念扩展到了街道、单位，把周围的邻居、同事当成自己的家人来对待，把自己做成了社会这个大家庭的润滑剂。

　　“楼道长”大妈

　　的困惑

　　韩晓毛大妈今年63岁，是杭州上城区近江东园社区的居民。三年前，从杭州小轮车厂退休已经有八九个年头的韩大妈在家里实在闲不住，向新社区毛遂自荐，当上了他们五园3幢4幢的楼道长。

　　“楼道长”在韩大妈的印象里就是过去的居委会干部，是件满风光的差事。韩大妈年轻时住在吴山脚下的清河坊。韩大妈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的居委会主任贺大姐，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哪家米缸里缺米了，哪家乡下来客人了，哪家媳妇生孩子了，贺大姐都是第一个知道第一个忙活开来的。连韩大妈的对象，都是贺大姐给介绍的，后来结婚了，小两口有时候闹口角，韩大妈也总是找贺大姐来评理。第一个孩子呱呱落地，也是贺大姐给起的名字。“贺大姐过世的时候，送葬队伍拉得木牢牢长，我们整个街坊100多户人家，没一个落下的。”热心的居委会大姐在韩大妈心目中真是带着光环。

　　转眼几十年过去，现在韩大妈当楼道长都快3年了，但是当我问她这几年的感受时，同样热心口快的韩大妈张口回答，“噢，毛背（很不合时宜）嘞。”

　　作为楼道长，韩大妈觉得自己有义务掌握3幢4幢共24户人家每家的情况。“白天大家都上班，下班回来吃好饭都要七点以后了。”韩大妈把走访住户的时间定在晚上7点到9点，“每天走一户人家都要差不多一个月才能走完一轮。”但是这个走访计划实现起来困难远远超出了韩大妈的估计。“我站在楼下按门铃，楼上拿起电话先把我的身份审查一遍，这个我也能理解，现在假广告啊、推销的那么多，大家警惕性都很强，问题是等我说明身份来意了，对方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有的借口事情多回绝了，有的直接表示不欢迎，有的知道是我干脆连门铃电话也不接了。现在要走家串户聊家常可是不容易。上次我上门去送老年体检卡，这总是好事情了，还有人欠他多还他少的样子，一点不情愿地开个小门，拿走卡马上把门关上了，好像屋子里有宝贝怕人发现。”

　　每天晚上6点到8点，韩大妈还有另外7位大妈大伯都会戴上红袖套，自发在社区里巡逻。“这是为了居民安全啊，可是我就听到有下班回来的人见到我们在巡逻，说我们闲着没事干啊，多此一举啊，有保安就行了。”

　　“我知道还有人背后说我背时鬼呢，我的脾气也是奇怪的，人家越拒绝，我越要找上人家。路上遇到社区里的住户，我都是要一个一个陪笑脸啊打招呼啊，‘吃过了吗’、‘下班啦’、‘今朝社区里有戏文，你们快去看啊’，我总想跟他们话话家常。”韩大妈不明白，无论她怎么打招呼陪笑脸，新社区总有人板起脸孔来不领她的情。

　　复婚热线变冷线

　　和韩大妈一样困惑的“热心大姐”还不是一个两个。今年53岁的黄美莲大姐原来在杭州皮革厂负责女工工作，2004年退休之后黄大姐在自己居住的社区开设了一条社区免费复婚热线，为想复婚但又说不出口的姐妹做调解工作。但是，当记者如今再拨这个热线电话，电话那头的黄大姐尴尬地回答，热线已经关闭很长时间了。

　　问到原因，大嗓门的黄大姐沉默半晌。“我是喜欢为大家张罗事情的人，刚退休闲不住，和老公一商量，就决定在社区开条复婚热线，失恋、感情危机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当时想得很好。”

　　开通热线的第一天，黄大姐还专门请来社区工作者帮忙做宣传，还把宣传单挨家挨户送到社区居民手里。但是，热线仅接到几个电话，不是社区居民的来电，而是来自外来打工者甚至外地的电话。两三个月以后，热线就彻底被冷落了。

　　后来，黄大姐找社区工作者分析原因，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他们社区的住户绝大多数是公务员、医生和教师，这些群体即便发生了婚姻问题也不会随便寻求帮助；第二，黄大姐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业培训，现在专业的心理咨询热线、婚姻咨询机构这么多，显然光凭热情不够。

　　黄大姐把这些结论转述给我，但是我能听得出来，她自己还是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以前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她能在工厂里轻而易举地了解和调停工友的家庭纠纷，而现在免费的帮忙都不受欢迎了？

　　受不了的热心肠

　　一边是韩大妈、黄大姐们困惑不已，一边不领情的人也为此发愁，在某单位人力资源部工作的曹蕾就是其中一个。为什么发愁呢？因为他们单位工会的一位大姐，几次三番找她谈心，给她介绍对象，热情得曹蕾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原则是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每次有同事问起曹蕾的“个人问题”，她总是嘿嘿一笑：“咳，这种事，不急吧……”然后很快找个话题岔过去。但是，不管曹蕾多么小心谨慎，眼看这个“优质资源”闲置，工会宋大姐替她操起了心。

　　宋大姐是最见不得年轻人孤单的。她坚信，帮年轻人解决个人问题就是积德行善，就是帮他们走进幸福生活。根据历史经验，她已经帮单位的大龄青年成功撮合了5对，成绩不错，绝对算得上优秀红娘。

　　一天，宋大姐把曹蕾叫到了自己办公室：“帮你介绍个人吧，小伙子不错，我爱人单位的，也是研究生，很有前途……”曹蕾有点儿发懵，“我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事呢。”

　　“别算了呀！”宋大姐有点儿着急，“姑娘家耽误不得，遇上一个不容易，我看那男孩真的挺不错，各方面跟你挺般配。见见吧，别轻易错过了。”还没容曹蕾再推辞，她又开始长篇理论：“这人哪，早晚都得找一个，你岁数又不小了，现在好男孩本来就不多，好点儿的都让别人挑走了。再说了，先见见面，不行再说。”

　　宋大姐说得起劲，完全没有要结束的意思。说实话，曹蕾也觉得宋大姐说的话有些道理。“行……见就见吧。”

　　没过几天，曹蕾的手机上出现一个陌生号码。一周后，两人如约见面。男孩对姚蕾一见倾心，可她却“没什么感觉”。

　　“我觉得一般。”曹蕾如实向宋大姐汇报，“还是算了吧。”

　　“你看你这孩子，这不是刚见了一回嘛，哪有刚开始就有感觉的？只要你不讨厌他，就可以慢慢处。先别急着下结论。”宋大姐说。

　　男孩的短信很频繁，曹蕾推托不过去，又见了两三次。可越到后来，曹蕾越觉得不对劲——男孩各方面条件确实都挺好，但她始终感觉两人聊不到一块儿，“或者说价值观根本不一样”。

　　宋大姐不能理解曹蕾说的“价值观不一样”是指什么，她觉得婚姻就是柴米油盐实实在在过日子，“只要他对你好就行”。她依然按照自己的想法关心曹蕾，依然觉得“我这是为你好，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终于有一天，曹蕾忍不住把“吹了”的消息告诉宋大姐，还连连道歉说辜负了她的一番好意，没想到热心的宋大姐却说，“没关系，下次准能为你找到合适的。”

　　世界需要热心肠

　　

　　热心，一直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尤其对于传统中国女性而言。然而，环顾四周，当下从主观上愿意介入他人生活的女性已日益罕见，我们能采访到的都是清一色上了年纪的女性。内外有别、公私分明，已经在现代女性的头脑中扎下根来，追求自我意识和自由发展的同时，许多女性也产生了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思绪定势。

　　说到底，是因为培育“热心大姐”的社会生态环境起了变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里，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方式，使得单位成为家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主要联结点。人们生老病死吃喝拉撒都与单位或者街道紧密联系。就拿单位来说，对于大龄未婚男女，单位有义务为他们牵线搭桥；夫妻发生家庭纠纷，单位有义务进行调解；职工以及家庭成员发生生活变故，单位有义务给予帮助。社会协调表现为组织关怀，而组织关怀，很多时候通过一个个“热心大姐”来具体体现。可以说，“热心大姐”的应运而生是那个时代的必然。

　　然而随着时代变化，在人们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中，个人的独立性相对加强，组织介入个人生活的难度加大了，个人生活和工作逐渐剥离了，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兴起了，“热心大姐”想热心都不容易了。

　　然而，身处社会转型之中的当下人，也时常会怀念起“热心大姐”，怀念起过去那个充满人情味的年代。诚然，“热心大姐”的关心方式，已不再是公共社会协调个人生活的主要渠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热心应该变冷变硬，相反，热心，作为一种和谐社会的润滑剂，在当下更加富有意义。特别是对广大的基层农村和城市中的中低收入阶层，包括很多还不擅长用法律和社会机构来保护自己权益的群体来讲，他们需要别人来关心，来倾听，来为他们出谋划策。“热心大姐”方式的社会关心，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吴美丽，一个在湖州织里镇为农民工服务的“热心大姐”，一次，两个农民工因为劳资纠纷，召集了40多老乡声称要“踏平工厂，杀掉老板全家”，是吴美丽及时赶去，用热心肠把民工的情绪安抚下来，让老板重新核算工资，才把这两个农民工兄弟从悬崖边缘拉回来。而在杭州，越来越多年轻的现代女性加入了社区工作者的行列，曾经是浙江省广播电台城市之声记者的管咪红就是一个，她告诉记者，无论社区工作者队伍怎样专业化年轻化，热心仍然是这个行业的必备素质。

　　在社会转型期，热心是被呼唤的，热心也需要转型，需要规范和引导。采访中，记者也遇到了被社区居民交口称赞的“热心大姐”——杭州美政社区的工作者黄杏琴，问到工作秘方，她的回答是“靠热心、勤走访、懂法律、守隐私”。而省直机关女工部部长孙少红在接受采访时也说，一些介入职工个人生活的工作，要更加注意工作方式方法，比如针对单位大龄未婚青年，不再提倡直接的介绍，而是通过组织不同单位群体之间的活动，给他们创造更大平台和更多机会。

　　有一首歌，叫《世界需要热心肠》。应该说，热心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被人们所需要的，只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它的表现方法不一样。如果注意到了这一点，看似背时的“热心大姐”就可能变得超前时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