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底，北京航天中心医院的心胸外科医生曲波入选“首都十大健康卫士”。他在自己名为《心对心的守护》的发言稿中，对自己成功完成过无数例风险性极高的心脏、肺和食管等手术寥寥数笔带过，却大篇幅地介绍了“生命最后的仪式”。由此，心胸外科室之外的世界，第一次知道了这样一个仪式。

　　善待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是所有生命结束的最后时间点，无论他生前是善是恶，做过什么，但在这一刻，应该被最大程度地善待。”

　　在被确诊为白血病的4个多月里，23岁的曾芳（化名）动过几次手术，接受过难以数计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治疗。她的脸、手臂、腿部一直呈现浮肿状态，昏迷时间与能跟亲人、医生交流的时间相比，要长得多。

　　今年1月31日上午，在对曾芳的心脏外压抢救已经超过了60分钟后，大夫精疲力竭地宣布“大家可以停止了。”按照惯例，此时，大夫要填写一份表格，记录下曾芳的死亡时间等信息，并打印一张心电图附录其后；护士们要进行有着十几道程序的尸体整理工作。但在曲波的心胸外科室里，这些工作都被要求延后一分钟。

　　因为这里马上要举行一个在场6名医护人员参加的“仪式”，需要很重要的一分钟。他们当时称之为“生命最后的仪式”。

　　就在这一分钟里，他们很快把呼吸机推到角落里，将急救推车放到病房另外床位的附近，插在曾芳身上的导管和输液架已经被移开。抢救现场的凌乱感瞬间消失，她们希望1号病室现在的样子，至少像一个可以恬然休息的房间。一名护士将曾芳的枕头、被子稍微整理一下，使曾芳的样子好像正在熟睡。然后，所有在房间的医护人员都肃立在病房的一旁，默默地低下头。

　　与此同时，曾芳的家人正急匆匆穿过30多米的走廊，向病房走来。

　　当他们进入病房时，父母扑向自己的女儿，姐姐扑向自己的妹妹。绝望和失去至爱的悲痛让他们无法再控制自己，哭声瞬间在1号病室弥散开来。

　　“每当这个时候，我们中的很多护士也会跟着掉眼泪。”护士长张国华说道，“这是所有生命结束的最后时间点，无论他生前是善是恶，做过什么，但在这一刻，应该被最大程度地善待。”

　　用爱去完成的特殊仪式

　　曲波说：“对于医生来说，成功做完一个手术，可能就意味着工作结束，但对病人来说，后期护理直到生命终结，这段时间应该从医院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同样重要。”

　　他曾经把照顾入院病人比做“作画”，医生画好一笔，护士来画好一笔，甚至负责清扫工作的护工画好一笔，才能完成这一杰作。“一个败笔，就能毁掉一幅名画。”

　　对于临终病人，完成这幅“名画”的最后一笔，曲波认为就是“生命最后的仪式”。

　　“这个仪式是个舶来品。”曲波回忆说，1990年，他首次赴日本奈良医科大学心胸外科学习深造。有一天，他经过医学部的长廊，一位日本大夫拉住他就跑，嘴里说着什么他也听不懂，很快就跑到了一个很温馨的房间里，里面还有一个套间。

　　后来曲波才知道，这里相当于国内的停尸告别厅。房间里面已站着七八个日本医护人员，曲波探头看了里屋，明白了是头一天手术后死亡了的心脏畸形患儿的父母在同孩子道别。

　　伤心的父母出来了,外面的所有医护人员立即站成一排轻鞠躬，同时嘴里轻声说着：“对不起了！”那对日本夫妇也深鞠躬说：“你们辛苦了。”然后慢慢离开了房间。

　　曲波当时愣在原地有四五秒钟的样子，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是“震撼”——医生和患者之间还可以这样地融洽。

　　1994年，当曲波当上心胸外科主任时，他就定下了举行“生命最后的仪式”的规矩。规定“病人病故时由当班护士通知护士长或组长，如果病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时，要简单整理凌乱的现场，待家属进来时，所有在场的医务人员要停止一切活动站立一旁，面对死者做肃立哀悼，以表示对死者的尊重。”

　　曲波说：“这个仪式是需要你用爱去完成的。”

　　让你对生命更加负责

　　“当你再面对其他病人时，你就会为自己多做一些事情找到更强大的理由。”

　　曲波强硬地推行“生命最后的仪式”，开始并不为科室的其他人所理解。

　　心胸外科ICU董护士长回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规定时，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认可”。当时好多人跟董护士长有着同样的感觉。

　　“患者病故的时候，大夫、护士都是很忙的，停下来做那样一个仪式，很可能病人家属都没注意到，有什么用？”

　　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死”在中国是一个很忌讳的话题，虽然是职责所在，很多医护人员必须做完自己的工作。但在个人情感上，他们不愿意在那样的场合多待上一阵，哪怕是一秒钟。

　　但由于是科室主任的决定，大家还是执行了下去。在开始阶段，曲波经常带大家一起去做，慢慢地，他不在科室的时候，如果出现病人病故的情况，其他同事会很自然地举行这个仪式。

　　一方面是因为曲波在各种场合下都在说这件事的好处，“一天能说好几遍。”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效果——很多患者家属注意到了这一“沉默”的仪式。

　　一位病故老人的老伴在医院处理最后事宜时，专程来到曾照顾她老伴的董护士长面前，握住董护士长的手说，谢谢你，最后一刻还陪着他。

　　有一次抢救一名老干部，他生前所在单位的一位负责人一直站在科室门外，看到了“生命最后的仪式”。事后他找到曲波说：“没想到，你们能了解到我们的悲痛。”

　　曲波说，在他眼里，他的同事从“勉强”到“自然”转变的标志就是眼泪，“这是真情流露。”

　　科室一名年轻的护士第一次经历“生命最后的仪式”时，身份还是见习护士。她的感觉是“很害怕”。“带我的老护士一把把我拉在墙边，让我站在那里，你的面前是你不久前曾经说过话、帮他拍过背的一个人，如今却永远不再醒来。那时，你会感到无比珍惜生命。当你再面对其他病人时，你就会为自己多做一些事情找到更强大的理由。”         （据《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