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浙江省方志办公室得知，自上世纪80年代开展首轮修志以来，全省已出版省、市、县（区）志及乡镇志、村志、专业志、企业志、名胜志等1660余种。在第一届全国地方志评奖中，《萧山县志》、《慈溪县志》、《金华市志》、《龙游县志》、《青田县志》和《浙江省名镇志》获一等奖；在第二届全国地方志评奖中，《绍兴市志》、《宁波市志》获一等奖，专家评价其为“新时期我国新编地方志的代表之作”。    

　　开门征集市志内容

　　义乌市稠城镇王牌村的村民王大伟手捧当天的《义乌日报》，心中久久难以平静。因为报上刊登了公开征集《义乌市志》篇目的公告，凭着对家乡的热爱，王大伟决定要尝试一下，为新编《义乌市志》设计篇目。其实，像王大伟一样的义乌人还有很多。

　　修志似乎历来都是“秀才”们的事，和村夫百姓没什么关系。《义乌市志》的编写者决心要打破老框框，走一条“开门修志”的新路来。

　　义乌“开门修志”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向社会各界征集市志篇目。一时间，“《义乌市志》要修了”，成了义乌市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在短短两个多月，编辑部征集到了８０多个篇目。这在以往的地方志编修中是从来没有的，义乌开了全国之先河。

　　时年26岁的丁文秀是义乌恒风集团旅游公司的一名女导游，她喜欢写诗，从小痴迷义乌的地方文化。丁文秀的这些爱好，为她的导游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一个民间故事、一段当地传说，常常让游客听得如痴如醉。看到《义乌市志》征集公告，丁文秀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她觉得自己有了为家乡文化工程出力的用武之地。她白天带团出游，晚上坐在台灯下查阅资料，奋笔疾书。夜深了，丁文秀的思绪仍然驰骋在那悠远的时空中，家乡淳朴的民风、多彩的文化，好像一只只蝴蝶翩然飞进她的脑海。经过２０多天的精心准备和反复修改，丁文秀向《义乌市志》编辑部献上了自己的“作业”，同时也献上了对家乡修志的一片热情。丁文秀设计的篇目最终得到认可，专家评价她的一大贡献是把“义乌精神”写入了志书。

　　村志成了百姓教材

　　绍兴县安昌镇盛陵村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村庄。传说在南宋时，村里有一位姓盛的姑娘成了皇妃，她死后归葬于此，村子便有了盛陵的名字。

　　说它不寻常，不仅仅是由于村名的来历，更因为它是一个会“漂移”的村子，数百年间数度“漂移”。盛陵村坐落在钱塘江边入海口不远的地方，原来是一个沿海渔村，这里的村民除经营农业外，还以捕鱼、晒盐为生，一座座盐灶见证了盐民们的苦难与辛酸。从明代开始，随着钱塘江海道的逐渐北移，以渔盐为业的盛陵村也一步一步跟着北迁，次第形成了前盛陵、中盛陵、后盛陵三个自然村，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陈桥驿先生在他的著名论文《历史时期绍兴地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中把盛陵作为沿海聚落变迁的典型加以论述，使盛陵在国内外地理学界“一夜成名”。明代，一位名叫郑斗南的村民，经商有道，开辟了一个后来名噪江南的集市——安昌。清末民初，盛陵村的徐吉生兴办实业，成了绍兴纺织业的一面旗帜，更值得称道的是他还出巨资创办了远近闻名的吉生小学，培养新一代的盛陵村民。现在，一部40余万字的反映盛陵村历史文化的《盛陵村志》即将付印。“人撰志，书传世，志育人”，当地学校打算把它作为乡土教材供后人学习传承。许多人感慨：“如果不修村志，像盛陵村那些宝贵的村落文化就有可能被后人逐渐淡忘。”

　　志书何以得“满分”

　　索引，一般人认为只是方便查阅。其实，它的作用何止于此。《绍兴市志》编制了分目与子目、人名、地名、图照、书目、表格等6大索引，洋洋60万字。在未编索引以前，若问哪个地名在书中出现的次数最多，没人能够回答。《绍兴市志》的编写者在给全书上万个地名编制索引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上海在书中出现的次数最多，达362次，然后是杭州320次，北京156次，宁波153次。这里面蕴涵着什么样的信息？绍兴市方志办公室进行了深入分析，最终他们认为一个地名在《绍兴市志》中出现的次数的多少，表明了绍兴与这个地区的联系频率，更体现了它与绍兴的相关程度。在所有城市中，上海出现次数最多，这不是偶然的，它意味着上海与绍兴联系最多，相关性也最大，从这个意义上讲绍兴应该积极主动地接轨上海。

　　为了编好索引，12位平均年龄超过68岁的编纂人员，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翻阅了2万多页次志稿，制作了6万多张卡片。在第二届全国地方志奖评选中，《绍兴市志》获一等奖。事后得知，它也是获得全体评委一致通过的“满票”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