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代农民工中，愿意把孩子带出来读书的，基本上都是想藉此让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而第二代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理由是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

　　“很多暂时不工作的人，可能是觉得，反正干着也存不了钱，干脆休息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说。”方成涛说，有不少人只要有钱吃饭，甚至会干段时间玩段时间。

　　打工7年之后，郭灵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身无分文。除了每年零星地给家里寄几百块钱，其他的积蓄回一趟老家就花光了。”

　　2006年6月，郭灵干脆辞职休息了三个月。

　　郭灵说，在嘉兴找工作不难，但要找个工资高的不容易，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只够养活自己。换了新工作以后，郭灵有着存钱的意愿。但“能不能存到钱，还是要看以后怎么样，现在还是学徒阶段。”

　　在吴雪琴看来，她现在打工的理由，和父亲不一样，她要留在城市，而不是养活乡下的孩子。“如果我生了孩子，不可能送到乡下，他们在那里没有父母，没有好的教育，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叶落归根，老了之后再回去？如果这里好的话，怎么也不回去了。结婚的话，尽量嫁城市，人往高处走，不可能往农村走。”吴雪琴说，自己只能想办法在城市定居下来，“我会努力，而不是像我的父亲那样说，大不了回家种田了。”

　　陈诗达说，在上一代农民工中，愿意把孩子带出来读书的，基本上都是想藉此让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

　　根据浙江省城调队对全省11个地级市860位农民工的调查，16.6%的人把子女带在身边上学，其中有5.7%的孩子因找不到学校而辍学。

　　陈诗达说，这是带在身边上学的部分。像吴雪琴这样初中毕业就被父母打发出来打工的孩子，其父亲也必定希望孩子能留在城市，而不是像他们那样最终回到乡下。

　　“与父辈相比，他们进城的主要理由是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而不仅仅像父辈那样赚点钱然后回老家。但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条件，与以前相比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与期望形成反差，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目前的工作没有价值。”陈诗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