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农民工，由于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这本身是市场对劳动力的调剂行为。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劳动技能并未因此而提升，因此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

　　“我已经不在你们嘉兴了。”方成涛说，“没意思，就回来了。”

　　23岁的方成涛，老家在安徽乡下。2001年高中毕业后，方成涛先在合肥打了半年工，然后转到上海一年多，再到苏州一段时间。2005年，方成涛到了嘉兴，先后在两家企业打工。

　　在嘉兴，方成涛先在一家铸造塑厂做工，每月只有七八百块。后来，他转到一家汽车修理厂做学徒，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月能拿到1300元左右的工资。

　　方成涛说，与同厂的本地工人相比，他的收入每月要少三四百块。由于“性格原因”，方成涛和第一家厂的老板很少说话，因此不知本地工人和外地工人工资是否有差异。但第二家厂，他确信有“很大差距”。

　　此外，方成涛并没有因高中学历而获得更多的机会。“在计件工资的厂里，一个小学尚未毕业的工人，不会比一个大学生差，甚至还比大学生强。”方成涛说。

　　20岁的郭灵，同样跨省打工。1987年生于河南周口市农村的她，下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郭灵“不记得”自己上到小学几年级就辍学了，但在去年10月份，她学会了上网和五笔打字，虽然很多字她可能不会写。

　　2000年，郭灵被一位工头带到深圳一家玩具厂做工，每月工资320元。

　　工作了一年零2个月后，她回到老家过年。过完年后，她回到广东，去的是中山市的一家工厂。

　　半年之后，郭灵再次回家，然后到江苏常熟学缝纫技术。

　　由于她的一位朋友在嘉兴一家箱包厂打工，且比较受老板器重，2002年，郭灵来到这家箱包厂，月工资五百多元。成为熟练工以后，每月工资涨到了1000多元。在这家工厂，她工作了三年半，工资最多的一个月有1100多元。

　　在企业的日子里，如果碰上订单紧张，可能一个月连一个休息日都没有。但“大家都这样”，郭灵说她也能承受。

　　“下一个城市？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反正打工的，哪里都差不多。”方成涛说。

　　但在陈诗达看来，农民工的频繁流动，对企业来说不是好事，对其本人也不是好事。像方成涛这样的“80后”，由于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本身是市场对劳动力的调剂行为。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劳动技能并未因此而提升，因此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