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要学会“问”

　　近日，在苏州大学一间宽敞的会议厅里，数十名大学生与李政道聚集一堂。坐在李政道对面的一位女学生提问：“您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请问，您是怎样治学的？您的治学之道对您在物理科学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起了什么作用？”

　　李政道说，这个问题，很多年轻人都问过。我的回答很简单：学问，学问，要学“问”。只学答，不学“问”，非“学问”。我们有些同学很用功，整天读背现成的答案，这种只会背别人答案的“只学答”，短时间能勉强记住，应付考试，但不能增强自己的学问。做学问，一定要学会“问”，自己能提问题，再经过自己的思考想问题，自己求得答案。这才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才能真正掌握学问，增长学问。

　　李政道说自己从小就爱问，一次祖父抱着我说起“上帝”的事，我好奇地问：你们都说“上帝”，“上帝”在哪啊？祖父回答说，“上帝”在天上呀！我又问：“上帝”在天上怎么不掉下来？祖父回答我：“上帝”很轻，像空气一样轻，他老跟空气在一起，所以他就不掉下来了。祖父这个回答尽管未解开我的疑惑，但我知道了一个道理，像空气一样轻的东西，是不会掉到地上的。后来，我识字了，我就成了“书迷”，总是缠着母亲或哥哥去书店买书。我喜欢看《汤姆历险记》《膨胀的宇宙》等描写自然界奇特变化的书，看这些书，我就有提不完的问题要爸妈、哥哥们解答。

　　到西南联大读大学后，我又成了“好问迷”，吴大猷老师不是我的授课老师，但我经常到他家去求问，要他给我出难的物理学习题。他出的“难题”，我总是很快做完。后来，吴老师干脆给我一本美国大学物理系高年级用的“物理学”，要我把全书的习题做出来。吴老师后来说，他是想“难倒”我，结果不到两星期，我把这本书上的全部习题做出来了。我把习题作业送给吴老师，吴老师看了颇为惊讶，他说我做的习题，思路独特，步骤简单。他问我：“你才学了一年的物理，这本书上好多习题要用许多你没有学过的知识来求解，你从哪里学的？”我告诉吴老师，我自己琢磨不出的就去找书看，增加知识后再琢磨。做习题、研究问题时，我从不请人教我怎样解题，总是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和思考，自己解问求答。吴老师后来说，从事科学研究就是要有这种爱发问、好钻研、善思考的“疯劲”。

　　做杂家很有好处

　　一个年幼的女学生提问：“我们读书，除了领会、记住书本知识，脑子里很难产生问题，也没有本事去想问题、找出问题的解答方法，您能告诉我们怎样学会问、学会想问和解问呢？”

　　李政道笑笑说，提问，想问，解问，答问的本领要努力培养。我要学会“问”，一是要充分激发自己的好奇心。对一个科学工作者说来，好奇心可以使他对宇宙万象及变化产生浓厚兴趣，可以吸引他去发现问题，探究奥秘。记得１９４６年，我和朱光亚先生等同船赴美留学，在船舱里，我手中的一支别针失手掉到地板上，后来又滚到地上的一张纸上，我感到很好奇，就琢磨起来，是什么力量让它从地上滚到稍高的纸片上呢？是舱板移动，还是掉下的自由落体作用力呢？我反复琢磨，并用微积分、物理学原理去计算别针掉落滚动的运行轨迹，测算它的各种力学数据，琢磨了好几天，还同朱光亚先生一起讨论。通过琢磨这个问题，我的数学、物理等知识和解题能力有了提高。

　　李政道接着说，培养丰富的想象力，对于我们想问题、解问题很有帮助。想象力是思维的翅膀，可以扩充我们的思想视野，寻找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性，再从中分析、比较，就可以帮助我们从纷繁的思绪中，逐步理出思想脉络，找到解题的方法。

　　李政道说，扩大知识面对科学工作也非常重要。现在的学科分科越来越细，这是科学研究分工细化和深化的要求，但是，一个研究工作者如果只注重学科内知识的钻研积累是不够的，应该尽可能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因为人类各种知识获得和积累的过程和原则是一致的、共通的。

　　李政道是研究物理的，但他对生物、化学、天文、地理以及文化、艺术、史学、考古等也很有兴趣，经常涉猎。他说，这对我从事物理研究很有好处。我用物理学者的眼光审视，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在公元前１３世纪就有发现新星的记载。在屈原的《天问》中就有“天如蛋壳，地如蛋黄”的宇宙观等。所以，我希望你们将来也要做一个知识广博的专家学者。

　　想问题要有科学精神

　　一位法学专业的学生问道：“我在做学问时往往是设问很多、很高，却难于找到答案，这是为什么？该怎么办？”

　　李政道说，想问题必须要有科学精神。我们提倡多问、多想，不是随心所欲或离奇荒谬的乱想，而是要以科学原则为指导提有意义的问题。从事科学研究，总是从已知探究未知，获得新知。提问题，想问题，要从现有科学基础出发，用现有科学知识规律去解析、探究、论证，去寻找新的结论，当然，在做学问或研究中，有些问题也可能是完全合理、有意义的，但一时确实难以求得结论。这是因为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认识能力还难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程度，或现有科学规律还难以解答、论证，这就需要我们有长期奋斗的准备，例如现在物理学界正在热议的暗物质、暗能量等问题，目前还难以解释、判断，但是，我们相信科学家们坚持长期进行研究，会逐步取得突破。

　　天才、勤奋、机遇孰重

　　提问的学生越来越多。学生们迫切希望多聆听李政道的教诲。一个男学生提问：获诺贝尔奖的学者都是天才。但人们常说，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他的天才、勤奋和机遇三个方面的因素，这三者中哪个更重要？

　　李政道回答说，你说到天才，我的理解是人的天赋，这种天赋每个人都有。所谓天赋就是说他对某个领域较敏感，有较强的反应、理解、实践的能力。这种能力可能超乎常人。当然，天才，或者说天赋有大有小。人有天才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不加以引导、培养，不进行刻苦的学习锻炼，不勤奋研究实践，有限的天才恐怕也难发挥，或者被埋没。对做学问、搞研究来说，能否获得优异成绩和杰出成就，勤奋很重要，天才和勤奋是对获得优异成绩和突出成就起主导作用的两大因素。

　　成功包括获得崇高奖项、学位，取得荣誉、地位和经济收益,这种成功除了靠天才和勤奋创造杰出成就，确实还有一个机遇问题，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

　　赵忠尧院士是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美国留学时，通过多项开创性实验，率先发现了正电子。这项伟大的发现，理应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后来诺贝尔奖评委会发布对正电子发现这个科学成果授奖名单时，却没有赵忠尧的名字，而在赵忠尧做出这个重要试验后才进行实验的另一个美国物理学者却得了这项诺贝尔奖。这件事当时在物理学界议论纷纷，特别是海外的中国物理学家更为赵忠尧先生鸣不平。事过五十年，我曾向参加此次评选的一位科学家询问过为什么未给赵忠尧授奖？他说因为他是中国人，当时西方对中国人是歧视的，认为中国不可能有杰出科学家；二是后来两个美国物理学者用赵忠尧的方法重复做实验，取得的数据同赵忠尧的不一致，实际上是这两位学者做实验时出现了错误导致数据有异。事实证明，赵忠尧的研究成果是开创性的，结果是经得住验证的，应该得奖的是他，只因当时评委中的偏见和误会使赵忠尧失去获奖的机会。

　　我的物理生涯也有一个“机遇”问题。１９４６年，我浙大中断学习后，投奔西南联大，遇到了无私热心关怀青年成长、善于识才、敢于破格举才的吴大猷老师，使我有机会在西南联大就读，并给予我悉心辅导，大胆破格举荐我赴美留学，为我攀登物理科学高峰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如果没有遇到吴老师，我可能走的是另一条路。

　　总之，一个人的成功，其主导作用是才干和勤奋，机遇也有一定关系。但是，也要看你能否抓住机遇。

　　施宝华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