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当前工作的着力点，就是要合理控制投资增长，努力优化投资结构。坚持以增加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民消费为重点，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前不久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国内消费需求置于明年经济工作的“根本”、“重点”和“着力点”，这在以往并不多见。

　　在宏观经济学中，消费、投资、财政支出和出口是总需求的四大要素，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四个车轮。然而，我国实现连续四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三个车轮拉动，惟独消费一轮力有不逮。我国的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今年前三季度的51．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指出：“当前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在加剧。”

　　内需不振，成为近年我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经济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负面影响日益显现：盲目建设导致产能过剩、出口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不断攀升、贸易摩擦频繁发生……消费缺席的增长，必然产生经济失衡，长此以往必将难以为继。

　　扩大内需，就得让老百姓有钱花、有钱敢花。通过适当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例，提高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可以让更多人有钱花、多花钱。但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钱敢花。近年来，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随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也不断增长，但消费意欲依然不高。人们对养老、医疗、教育等预期支出难以确定，宁愿多储蓄，或投资于股市、债券和房地产，也不敢用于即期消费。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前年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和医疗的额外支出，导致其他消费减少5810．7亿元。有研究显示，这5810亿元约相当于前年财政支出的17．20%。如果中央财政能多支出这5810亿元，则居民消费率可以从目前的38．2%提高到41．3%，最终消费率可由目前的51．1％提高到55.2%。

　　因此，降低居民的“风险储蓄”和“审慎储蓄”，让老百姓有钱敢花，政府的财政支出投向就得有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说，公共财政应当回归本位，不再无休止地投放于各种大项目的投资，而是用公共财政为公众服务，更多地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切实解决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问题。

　　让老百姓敢花钱，经济工作的“根本”和“重点”才能迎刃而解；老百姓不敢花钱，再亮丽的GDP数字也都是舍本逐末、避重就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