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林如此行事的一个背景是，村里有劳动力2700多人，但98%以上在企业当工人，真正在农业上的劳动力几乎没有，这导致当地种地的农民基本上都是老人。

　　经平湖市农经局统计，渡船桥村的情况并非个案，在整个平湖农村，80%以上的劳动力已经在工业和第三产业等非农业领域工作。

　　去年12月21日中午，张国林想找几位股东，但一连敲了6家人的门，5家铁锁紧扣，只有四组村民张长根在家。

　　张长根今年57岁，下有女儿、女婿和孙子。他老伴和女儿均在企业上班，女婿是乡村厨师，真正种地的只有他一人，还兼四组的农田灌溉放水员。

　　去年下半年，村民小组长找到张长根，请他入股合作社。张长根于是拿出最远的4分地作为试验田入股，还留了4亩近一点的自己耕种。

　　“如果能兑现当初说好的分红，比我自己种地的收入要好。”张长根说，“省心省力，还有钞票拿。”

　　张国林说，其实村里以前也有农户把自己的承包地转包给大户收取租金，但由于这种零星转包地块之间不相连，加上有些农户有可能随时收回，导致经营户不敢投入。

　　而且，在张国林看来，这20年来，土地本身的种植收入，小规模的农户种植收益“几乎没有提高”，除了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40岁左右的这一代人对土地种植普遍缺乏兴趣，甚至20多岁的这一代人已经不会干农活，他们连自家的地块在哪都不清楚。

　　土地合作社的最初设想，来源于网上的一则新闻。那是发生在江苏的一件事，农民拿承包地直接折价入股企业，并获得分红。但这种模式实际上改变了土地使用性质，并非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

　　张国林认为，如果能把土地集中起来仍用作农田，只是换个经营主体，可以在既有法律和制度范围内，给土地和经营户双方找到一条新出路。

　　但是，并非所有的农民都放心或者有意愿入股。即使是张国林家，张国林自己办了一家400多万元资产的奶牛场，但由于他父母习惯了种地，也只把偏远一点的2亩地拿出来，剩余4亩由两位老人耕种，但实际上是雇人耕种。

　　“等我的父母干不动了，就要另想办法，不可能让我儿子去种地。”张国林说。

　　不过，张国林估计，10年以后，农村的散户应该没有竞争力了，只有集中经营，才能发挥土地价值。“这是农业规模化的一条出路。”

　　2005年，合作社雇请了15位村里的老太太种植蔬菜，年薪五六千元。去年雇请了30位，估计年收入会有六七千元。

　　“加上零星的短工，我们合作社的股东既是主人又是工人，可以获得工资和土地收入两重收益。”张国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