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静静地生活，细细地体会，我可能会喜欢巴黎的。

　　眼前，我生活在巴黎。我每天提着一个在沙特尔买的简陋的小麻布袋，里头装着一支“小白云”毛笔，一个简易的墨盒(几次到欧洲来都用的是它)跟一卷窄而长的宣纸。再，就是一块厚纸板和两个小铁夹子；我在全巴黎的街头巷尾到处乱跑，随地画画。后来在塞纳河边的一家出名的历史悠久的美术用品店里买到一具理想的三脚凳，画画的时候不再一整天、一整天地木立着了。没想到坐着画画那么自在……

　　严复、康有为、梁启超，提到的那个巴黎和我那么遥远。他们的“评议”，只给我一种站在大深井边的神秘的惊讶。六十多年前，我毕竟太小，对自己身边的现实尚茫然不得而知；几万里之外的巴黎和我有什么相干?

　　徐志摩写过英国、意大利和巴黎，他的极限的功绩就是为一些有名的地方取了令人赞叹的好名字：“康桥”、“香榭丽舍”，“枫丹白露”，“翡冷翠”……徐志摩笔下的巴黎，不如说是巴黎生活中的徐志摩。让五六十年前的读者眼睁睁地倾听一个在巴黎生活的大少爷叙述典雅的感受。

　　我倒是从雨果和左拉、巴比塞以及以后的爱伦堡、阿拉贡这些人的文字里认识到巴黎真实的人的生活，那种诗意的广阔，爱情和艰辛。

　　50年代初期，香港放映了一部美国歌舞片叫做《巴黎艳影》。为什么40年后我还记得这个庸俗的名字呢？平心而论，它是一部活泼生动的片子，介绍几位住在阁楼的年轻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画家……)真实的生活方式。导演一流，舞蹈一流，摄影一流，演技一流。其中采用了后期印象派矮子画家图鲁兹·劳特累克画作中的人物和色彩，让那些在灯光下的红色、绿色的脸孔闪耀起来。

　　伟大的电影家、中国人民几十年的老朋友伊文斯拍摄过的纪录片《雨》、《塞纳河畔》，精心地给人们一层一层剔开巴黎和巴黎人的原汤原汁的那种心灵中最纯净的美。

　　我是个“耳顺”的老头子；其实一个人到了“耳顺”的年纪，眼应该也很顺了。

　　写生的时候，忽然一群罩着五颜六色花衣裙的大屁股和穿着大短裤的毛手毛脚的背影堵在我的面前。我这个人活了这么大把年纪，可真没有见过罐头式的齐整、灿烂，无理的障目之物有这么令人一筹莫展的威力。

　　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丹麦人、荷兰人有时也会偶然地挡住我的视线，但一经发觉，马上就会说声对不住而闪开。但这些美国人、德国人不会。为什么他们就不会?我至今弄不明白。

　　我习惯了，“眼顺”了，我放下画笔休息，喝水抽烟，站起来东看西看，舒展心胸。

　　巴黎人、意大利人历来不挡画家。更是见怪不怪。

　　爱伦堡在他的《人·岁月·生活》一书中提到巴黎人几十年前一段趣事：一个全裸的中年人斜躺在巴黎街头咖啡馆的椅子上喝咖啡、看街景。人来人往，不以为意。警察走过来了，他也不理。警察问他：“先生!你不冷吗?”他仍然不理，警察只好微笑着离开。

　　巴黎的大街齐整、名贵、讲究，只是看来看去差不多一个样，一个从近到远的透视景观又一个透视景观，缺乏委婉的回荡。招引来一群又一群鲁莽的游客，大多麇集在辉煌的宫殿、教堂或是铁塔周围，形成20世纪的盛景。

　　有文化教养，有品味的异国人大多是不着痕迹地夹在巴黎人的生活之中，他们懂得巴黎真正的浓郁。

　　我在卢浮宫亲眼看到夫妇俩指着伦勃朗画的一幅老头像赞叹地说：“啊!蒙娜丽莎!”

　　而真正的那幅蒙娜丽莎却是既被双层的玻璃罩子罩住，又给围得水泄不通。

　　“蒙娜丽莎?啊!我知道，那是一首歌!”一个搞美术的香港人对朋友们说。我也在场。

　　蒙娜丽莎是一种时髦倾向，但不是艺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