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出了真面目，自己是不是就成了原来蒙着华贵的绸罩的朽木架子而今却完全塌了架了呢？

　　也不是的。

　　我自己是喜欢而且习惯于讲点实话的人。讲别人，讲自己，我都希望能够实事求是。我自己觉得，桂冠取掉，里面还不是一堆朽木，还是有颇为坚实的东西的。

　　我常常戏称自己为“杂家”。我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甚至科技领域内的许多方面都感兴趣。我常说自己是“样样通，样样松”。这话并不确切。很多方面我不通；有一些方面也不松。合辙押韵，说着好玩而已。

　　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已经有70年的历史。我这个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后知后觉。研究开始时并没有显露出什么奇才异能，连我自己都不满意。后来逐渐似乎开了点窍，到了德国以后，才算是走上了正路。但一旦走上了正路，走的就是快车道。回国以后，受到了众多的干扰，十年浩劫中完全停止。改革开放，新风吹起。我又重新上路，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了。

　　根据我自己的估算，我的学术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德国10年。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原始佛教梵语。我的博士论文就是这方面的题目。当年除了博士论文外，我还写了两篇比较重要的论文，其中一篇是讲不定过去时的，都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在德国，科学院是最高学术机构，科学院的院刊当然都是代表最高学术水平的。我以一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异国的毛头小伙子竟能在上面连续发表文章，要说不沾沾自喜，那就是纯粹的谎话了。而且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结论至今仍能成立，还有新出现的材料来证明，足以自慰了。

　　1946年回国以后，由于缺少最起码的资料和书刊，原来做的研究工作无法进行，只能改行，我就转向佛教史研究，包括印度、中亚以及中国佛教史在内。

　　我一向重视文化交流的作用和研究。我是一个文化多元论者。在历史上，世界上的民族，无论大小，大多数都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贡献。文化一产生，就必然会交流，互学，互补，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在这方面，我不但写过不少的文章，而且在我的许多著作中也贯彻了这种精神。长达约八十万字的《糖史》就是一个好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