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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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015版:钱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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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8日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等他再来中国
■蒋子龙
  前几日,有一晚辈自恃英语已学得相当可以了,突然闯到我这里来,想找点“有意思的原版书”看看。我有两条理由可以回绝他:一,我的存书历来不外借,但这一条看来对他不管用,“他”自认为不属于“外”。我也不好就非说他不是“内”。头一条不行还有第二条:我不懂英文,也不收藏英文的原版书,书架上的几本均是国外朋友送的,对年轻人来说恐怕谈不上“有意思”。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从书柜的里层掏出了美国著名作家艾伦·金丝伯格(ALLen Ginsberg)的诗集《嚎叫》,嘻嘻叫喊着,旋即溜了出去。

  我情不自禁地重复着孩子的话,的确是有意思,这个人以及他的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起身关上书房的门,找出艾伦送给我的磁带放进播放机,房间里即刻充满了乐声,浑厚、粗嘎,饱含沧桑……艾伦已经去世一年多了,还没有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现在听着他的歌声,心里格外怀念他,跟他相识的一些细节像电影镜头般的一个个闪现出来。

  1982年10月,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礼堂举行,台下坐着自愿来旁听的观众,台上交叉坐着八位中国作家和八位美国作家。艾伦坐在我旁边,中等身材,略胖,但不臃肿,有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大脑袋,光光的头顶四周长着一圈灰白色的卷发,和浓密的灰白卷须连成一气,蓬蓬生风。他的眼睛大而明亮,有一双年轻人的眸子,喜欢凝聚起目光看人,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开幕式上,每个作家可以讲五分钟,在这五分钟里要介绍自己的文学经历、对文学的贡献以及对美国的认识。我出于好奇,借助从联合国请来的同声翻译记录了每个人的发言。

  艾伦的发言最有趣,用宣言式的口吻上来先宣布:“诗人的语言不应该分为公开的话和私下的话,我有25年没有打领带了,为了参加这次美中作家会议,我认真地打上了领带。主观是唯一的事实,我们身体内外六个感官感觉到的东西才是诗。而细节只能是散文的内容。没有空洞的思想,眼睛是可以把所有事物改变的,写诗就像统治国家一样,不要把疯狂掩藏起来!诗——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客观事物,它是一种精神的变化过程,是一种启发,是人的完整叙述,是自我预言……”

  我不会写诗,又不懂美国,他的话让我云苫雾罩,似懂非懂。待接触多了,又读了一些关于他的背景资料,就越发地尊敬甚至喜欢上了这个作家。无论去哪里他都带着个小手风琴,喜欢喝茅台酒,酒量又不很大,只要喝上一两杯就开始自拉自唱,非常可爱。

  金斯伯格曾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油船上的厨师、电焊工、洗碟子工和夜间搬运工。以后从纽约迁居到旧金山,他在这里结识了加里·斯奈德等一批活跃的美国诗人。当时正值美国的经济不景气,群众厌战、反战的情绪很强烈,尤其在青年当中,酝酿着一股强烈的对现实不满的浪潮。就在这时候金斯伯格的成名作《嚎叫》问世,它表达了群众对社会不满的呼声,尤其强烈地表达了青年人精神上的不满,立刻引起轰动。金斯伯格开始到群众集会上、到大学里去朗诵自己的诗,这样的集会少则几十人、几百人,多至几万人。青年们把他抬起来,把他的朗诵和歌声录下来,到处播放。

  有天晚上,他带我去一个当地的青年俱乐部,亲身感受到了青年们对他的热爱,周围一片欢呼,还专门为他举行一个欢迎仪式。有人告诉我,是金斯伯格让诗从书本上走出来,走到了美国公众的舞台上,把诗变成一种朗诵的艺术。他不仅在国内朗诵,还到过世界许多国家朗诵诗歌。他跟我讲,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欢迎他,还有的国家拘留过他。他表示很想到中国来,我告诉他,你如果到天津,我可组织一个诗歌朗诵会,相信你一定会受到欢迎和友好的接待。这样一位浪迹天涯的诗人,心却非常年轻,对生活总是这么坦率、真诚,浓郁的诗人气质并不随境遇而变。那一年,他已经出版了14部诗集,14部散文集,创作了6部摄影集,参加过5部影片的演出。

  1984年,艾伦·金斯伯格作为美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来北京参加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下榻在竹园宾馆。他喜欢宾馆里迷魂阵一样的庭院,小巧玲珑,整洁幽美。一有时间就要求我带他去逛大街,还希望能看看北京的青年俱乐部。我请教了许多人,也没有找到一家艾伦心目中的那种青年俱乐部。这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要共同讨论的题目是:“作家创作的源泉。”金斯伯格的发言排得很靠前,中方的会议主席冯牧先生致开幕词之后,就轮到了他。他仍然用固有的坦直语气使与会者耳目一新:“我写诗,是因为我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我写诗,是因为我的思想在不同的思路上徘徊,一会儿在纽约,一会儿在泰山。我写诗,是因为我的愤怒和贪婪是无限的。我写诗,是因为我想和惠特曼谈谈。我写诗,是因为我充满了矛盾。我写诗,是因为我很大,包括了万事万物……”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不能不承认他独特的想像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整个人就是诗,因此有着很特别的感染力。有一天,金斯伯格拿着一本中文版的《美国文学丛书》找到我,上面翻译了他的诗《嚎叫》。对我说:“我的全部诗集加在一起所得的报酬,相当于美国一个小学教员一年的收入,因此我是很穷的,主要靠朗诵挣钱。我想在中国多旅游一段时间,但带的钱不多,你能不能让这家杂志付给我稿酬。”金斯伯格并不因为来到中国就变得虚伪些,就故意装假。我向他解释:“我们的稿酬比你们的还要低,每二十行诗算一千字,按最高标准给30元,你这首《嚎叫》顶多拿150元钱,靠这点钱在中国旅游恐怕不够。我有个建议,你向你的团长提,我向我的团长提,请你到天津讲学,可以讲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故事,朗诵自己的诗,也可以边拉边唱,我会以讲课费的形式给你一些补偿。”这个建议最终未能实现,美国作家团在中国的全部活动早已经安排好,金斯伯格必须随代表团集体活动。

  我是怀着一种无奈跟他道别的,他却信心十足,表示一定要再来中国,那时一定会去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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