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有一晚辈自恃英语已学得相当可以了，突然闯到我这里来，想找点“有意思的原版书”看看。我有两条理由可以回绝他：一，我的存书历来不外借，但这一条看来对他不管用，“他”自认为不属于“外”。我也不好就非说他不是“内”。头一条不行还有第二条：我不懂英文，也不收藏英文的原版书，书架上的几本均是国外朋友送的，对年轻人来说恐怕谈不上“有意思”。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从书柜的里层掏出了美国著名作家艾伦·金丝伯格（ALLen Ginsberg）的诗集《嚎叫》，嘻嘻叫喊着，旋即溜了出去。

　　我情不自禁地重复着孩子的话，的确是有意思，这个人以及他的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起身关上书房的门，找出艾伦送给我的磁带放进播放机，房间里即刻充满了乐声，浑厚、粗嘎，饱含沧桑……艾伦已经去世一年多了，还没有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现在听着他的歌声，心里格外怀念他，跟他相识的一些细节像电影镜头般的一个个闪现出来。

　　1982年10月，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礼堂举行，台下坐着自愿来旁听的观众，台上交叉坐着八位中国作家和八位美国作家。艾伦坐在我旁边，中等身材，略胖，但不臃肿，有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大脑袋，光光的头顶四周长着一圈灰白色的卷发，和浓密的灰白卷须连成一气，蓬蓬生风。他的眼睛大而明亮，有一双年轻人的眸子，喜欢凝聚起目光看人，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开幕式上，每个作家可以讲五分钟，在这五分钟里要介绍自己的文学经历、对文学的贡献以及对美国的认识。我出于好奇，借助从联合国请来的同声翻译记录了每个人的发言。

　　艾伦的发言最有趣，用宣言式的口吻上来先宣布：“诗人的语言不应该分为公开的话和私下的话，我有25年没有打领带了，为了参加这次美中作家会议，我认真地打上了领带。主观是唯一的事实，我们身体内外六个感官感觉到的东西才是诗。而细节只能是散文的内容。没有空洞的思想，眼睛是可以把所有事物改变的，写诗就像统治国家一样，不要把疯狂掩藏起来！诗——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客观事物，它是一种精神的变化过程，是一种启发，是人的完整叙述，是自我预言……”

　　我不会写诗，又不懂美国，他的话让我云苫雾罩，似懂非懂。待接触多了，又读了一些关于他的背景资料，就越发地尊敬甚至喜欢上了这个作家。无论去哪里他都带着个小手风琴，喜欢喝茅台酒，酒量又不很大，只要喝上一两杯就开始自拉自唱，非常可爱。

　　金斯伯格曾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油船上的厨师、电焊工、洗碟子工和夜间搬运工。以后从纽约迁居到旧金山，他在这里结识了加里·斯奈德等一批活跃的美国诗人。当时正值美国的经济不景气，群众厌战、反战的情绪很强烈，尤其在青年当中，酝酿着一股强烈的对现实不满的浪潮。就在这时候金斯伯格的成名作《嚎叫》问世，它表达了群众对社会不满的呼声，尤其强烈地表达了青年人精神上的不满，立刻引起轰动。金斯伯格开始到群众集会上、到大学里去朗诵自己的诗，这样的集会少则几十人、几百人，多至几万人。青年们把他抬起来，把他的朗诵和歌声录下来，到处播放。

　　有天晚上，他带我去一个当地的青年俱乐部，亲身感受到了青年们对他的热爱，周围一片欢呼，还专门为他举行一个欢迎仪式。有人告诉我，是金斯伯格让诗从书本上走出来，走到了美国公众的舞台上，把诗变成一种朗诵的艺术。他不仅在国内朗诵，还到过世界许多国家朗诵诗歌。他跟我讲，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欢迎他，还有的国家拘留过他。他表示很想到中国来，我告诉他，你如果到天津，我可组织一个诗歌朗诵会，相信你一定会受到欢迎和友好的接待。这样一位浪迹天涯的诗人，心却非常年轻，对生活总是这么坦率、真诚，浓郁的诗人气质并不随境遇而变。那一年，他已经出版了14部诗集，14部散文集，创作了6部摄影集，参加过5部影片的演出。

　　1984年，艾伦·金斯伯格作为美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来北京参加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下榻在竹园宾馆。他喜欢宾馆里迷魂阵一样的庭院，小巧玲珑，整洁幽美。一有时间就要求我带他去逛大街，还希望能看看北京的青年俱乐部。我请教了许多人，也没有找到一家艾伦心目中的那种青年俱乐部。这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要共同讨论的题目是：“作家创作的源泉。”金斯伯格的发言排得很靠前，中方的会议主席冯牧先生致开幕词之后，就轮到了他。他仍然用固有的坦直语气使与会者耳目一新：“我写诗，是因为我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我写诗，是因为我的思想在不同的思路上徘徊，一会儿在纽约，一会儿在泰山。我写诗，是因为我的愤怒和贪婪是无限的。我写诗，是因为我想和惠特曼谈谈。我写诗，是因为我充满了矛盾。我写诗，是因为我很大，包括了万事万物……”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不能不承认他独特的想像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整个人就是诗，因此有着很特别的感染力。有一天，金斯伯格拿着一本中文版的《美国文学丛书》找到我，上面翻译了他的诗《嚎叫》。对我说：“我的全部诗集加在一起所得的报酬，相当于美国一个小学教员一年的收入，因此我是很穷的，主要靠朗诵挣钱。我想在中国多旅游一段时间，但带的钱不多，你能不能让这家杂志付给我稿酬。”金斯伯格并不因为来到中国就变得虚伪些，就故意装假。我向他解释：“我们的稿酬比你们的还要低，每二十行诗算一千字，按最高标准给30元，你这首《嚎叫》顶多拿150元钱，靠这点钱在中国旅游恐怕不够。我有个建议，你向你的团长提，我向我的团长提，请你到天津讲学，可以讲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故事，朗诵自己的诗，也可以边拉边唱，我会以讲课费的形式给你一些补偿。”这个建议最终未能实现，美国作家团在中国的全部活动早已经安排好，金斯伯格必须随代表团集体活动。

　　我是怀着一种无奈跟他道别的，他却信心十足，表示一定要再来中国，那时一定会去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