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晚上，我像往常一样打开当天的报纸，蓦然，洪学智将军身着戎装的照片，安上了黑框出现在我的眼前，虽然我的书桌灯光亮堂，但我的心却跌落到窗外无边的黑夜之中。

　　将军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是那样亲切、和蔼，眉宇之间透着关爱，像我父亲一样的慈祥。

　　记得十年前，当我得知要去参与接待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洪学智将军，心里可是紧张得要命。将军身经百战的传奇人生和两次被授予共和国上将的独特经历，使我对将军充满着崇敬。不料一见面，将军随和、亲切，一点架子都没有，看到我们都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将军讲起了抗美援朝的故事，说，美国佬打仗打不过我们，就特别生气，一个俘虏特别不服：你们中国人打仗不讲规矩，怎么老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来打我们，睡觉就是睡觉，打什么仗呀？我说，打仗干吗要按你们的规矩，消灭你们就是最大的规矩，还有什么不服气的？说到得意时，将军经常用右手抹抹下巴，那种超然与潇洒，才真正叫做“大将风度”！

　　那年在浙江，将军的行程上有一站是去奉化溪口，将军坚决不肯去，同行的夫人，还有工作人员觉得错过这么一个著名的景点有些可惜，将军非常体谅、照顾别人的情绪，提议分成两路，将军一路直上雪窦山，夫人一路先去溪口看看，然后在雪窦山顶会合。在雪窦山顶的一块开阔地前，将军悠闲地坐在藤椅上，眺望着不远处青翠欲滴的松柏，还有连绵起伏的山峦，微微地笑着，转过身来，自豪地对我说，是我们解放军把蒋介石打得稀里花拉的，要我去看他的老房子，做梦吧！啊，将军不肯去溪口的原因原来是这样！

　　陪将军到普陀山的那天，正好赶上朝鲜发行了一套有关浙江普陀山的邮票，我抽空买了一套并盖上了当地当日的邮戳。在我向将军的秘书小声嘀咕我的“宝贝”时，将军一听到“朝鲜”，马上就来了兴趣，将我的邮票册页拿去仔细看了。这时候，我从侧面看去，将军那一米八五的身体，颀然如玉山屹立，他的神情有些严峻，内心似乎在涌动着什么，莫非是对往昔艰苦岁月的追忆？还是对一起出生入死战友的怀念？以后几年，我到北京出差，只要有时间，我都要到将军家去看望他老人家。当我走向采石路那座普通的、掩映在高大树木之中的四合院时，我经常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997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我跟随浙江省政协的领导到了将军的家。当我们在那摆放着军舰、飞机模型的客厅一落座，将军就满面春风地健步走来，还“小郑、小郑”地亲热招呼我，就像叫唤着自己的孩子。将军夫人更是亲自剥了水果，忙忙碌碌地递给这位，又递给那位。在谈到浙江之行时，将军赞扬了浙江经济成就和社会发展，勉励浙江保持优势，加快发展，除此之外，还不忘对接待过他的同志说了不少感谢的话。我心头一热，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将军却记在心里。我也由此小事体会到，将军在当总后勤部长时，对三军将士又是怎样的一种关心、爱护和体贴了。

　　1998年夏天，我参加了北戴河读书班，路过北京，很想到中南海看看毛主席的故居，我把这一想法跟将军秘书说了，很快得到了安排，还让我走进毛主席的游泳池、菊香书屋等地，让我能亲手抚摸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那张大床，和床边那一整排的书柜，这一切真让我欣喜万分。

　　2000年，我下派到嘉兴挂职，为了争取从文化部拿到“中国农民画艺术中心”的牌子，连续几天都在北京开会，因此，也有机会再去看望像父亲一样慈祥的洪学智将军。那天，将军仍然精神饱满，兴致勃勃，当他得知我在当区长，就说，当官了，好啊！但要注意多向基层的同志学习，还要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啊！语气恳切又亲切。我拿出了再版的《洪学智回忆录》请他签名，他非常谦虚地说，大老粗，签什么名啊？但当他知道我带着年幼的儿子跑了好几家书店，好不容易买来时，就拿起笔端端正正地签上了“洪学智，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几个字，字体方正而有力，透出了他老人家对晚辈的一片关怀和厚爱。

　　前不久，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第八次文代会，还专门给将军家打了电话，接电话的不是秘书，也不是警卫，所以也不清楚将军的情况怎样。我放下电话时，还在想，等下回时间宽裕些，再去看望他老人家。殊不知，这个电话仅仅9天之后，我所敬爱的将军就离开了我们。一想到这，我的心里非常懊丧，早知道将军病得不轻了，我无论如何也要去再看看他老人家。但现在，一切只能化为永远的遗憾……

　　（配图：姚沈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