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黎医院的“红包”上交登记本上，记者发现朱育银一年就上交了4000多元“红包”，这些都是朱育银没有当面及时退回病人，后来通过其他方式退还的。

　　朱医生告诉记者，病人送“红包”，其实存在很多微妙的心理，因此，医生退“红包”也要讲究技巧，用合适的方法进行处理。

　　朱育银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慈溪的一个小伙子来找他治肺结核病，家里做木材生意的，收入不错。小伙子一住院就找了他四五次送钱，都被他谢绝了。做支气管镜检查的前一天，小伙又来了，打了招呼看样子肯定是不放心第二天的检查，就先让他把钱留下了。小伙子走的时候，表情放松了许多。

　　小伙子前脚刚回病房，朱育银后脚就出门把钱交到了住院部的缴费窗口，作为该患者的预缴费用。几天后，小伙子准备出院时突然问朱育银：朱医生，真奇怪了，住院部好像少收了我500块钱。

　　“我和他说，钱没少付，还要算上那个 ‘红包’呢！”小伙子这才知道，朱育银是为了让他放心养病，假装收下“红包”的，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不过，只有当医生真正转变角色，才能更真切地体会送红包时的复杂心情。采访中，一位医生向记者说起了自己给别人送“红包”的经历。

　　两年前，这位医生的父亲在某大医院住院开刀。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手术风险比较大，她动用各种关系找到了主任级医生亲自为父亲主刀手术。手术前一天，她还是不放心，到处打听“行情”，托熟人一一给主刀医生、麻醉师等人打了招呼才安了心。

　　父亲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而她却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挣扎。“后来我自己反省，以前碰到有病人家属送‘红包’，自己还怪他们何必多此一举，责怪他们不相信医生。现在，自己经历过才知道病人那种无助的感觉，送‘红包’是因为病人找不到心理的慰藉。”

　　从那次以后，这位医生开始学会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每天，她都要去病房转上两圈，和患者们聊聊病情以外的事，了解他们最担心什么、最需要什么。在她负责的科室病区里，她要求其他的医生、护士每天也必须到病房与病人像朋友一样沟通交流。

　　“前一阵子，一位50多岁的刘大妈来住院，得的是慢性肝炎，我看她心理压力很大。住院的25天里，我就天天拉着她聊家常，说家里的儿女多孝顺，说治疗情况很正常。出院前，刘大妈悄悄地拉着我的手说：医生啊，我终于可以不用靠安眠药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