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是中国当代文学大师巴金逝世一周年，我们特地约请巴老生前的有关人员撰写了本文。 —— 编者

　　2005年10月24日，上海龙华殡仪馆里，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读者怀着沉痛的心情，在交响乐《悲怆》的声乐中，排着长队向巴老告别。人流中，有许多研究巴金文学的专家学者，他们大都是从外地来的，其中不少是专程从国外赶来的。两年前，在成都召开的“第七届巴金国际艺术研讨会”上，与会者一致要求下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地点定在浙江嘉兴，这项提议得到了嘉兴市政府的响应和支持。经过筹备，开会的日期早已确定了，为巴老送行的这一天，本应是代表们到巴老祖籍嘉兴报到的日子。不幸的是，巴老刚刚在几天前离开了我们。

　　巴老生前常会对友人说：“我的祖籍在嘉兴”。尤其到了晚年，只要有人在他面前说起老家成都或祖籍嘉兴时，他不仅认真地听，还会主动与你谈些有趣的往事。记得2002年9月27日夜晚，我来到华东医院，在巴老的病床前，把白天我在嘉兴的所见所闻说给他听时，只见重病中的巴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我，嘴也不住地一张一合，舌头在口中不住地嚅动着。能看出，他正在和我说着话，但苦于无力发出声音，我也无法知道他此时在对我说些什么，但可以肯定，巴老肯定说着与嘉兴有关的事！我怕他吃力，赶紧劝他不要再说话了，便急急地退到了外间。那晚，我离开医院时，巴老还没入睡。

　　“不要用我的名字命名图书馆”

　　我们到嘉兴是为了寻访巴老祖籍的一些遗迹。那还是2002年9月的事情。那天，巴老的大侄子李致从成都来上海探望巴老，闲聊中，他意欲到嘉兴祖籍地去看看，这一想法得到同样没到过嘉兴李家祠堂的巴老的胞弟李济生、女儿李小林、侄女李国糅的呼应。我也颇有兴趣，于是也随同前往。一路上有说有笑，十分热闹。巴老《家》中的“觉新”就是根据李致的父亲李尧枚为原型塑造的。作品中的“觉新”是高家的“长房长孙”，所以，我们都笑称李致是李家理所当然的“长子长孙”，况且他又担任着四川省文联主席一职，无论于公于私，此次出行，都应担当起“长子长孙”的责任了。

　　车快进城时，嘉兴市文联主席朱益民和文化局副局长王鸣霞已等候在路口了。他们陪着我们来到海盐路参观正在建设中的嘉兴市图书馆新馆工地，它占地40亩，建筑面积达15000多平方米。老馆始建于1904年，同巴金同年诞生。有关部门想把延用了近百年的馆名更改为“巴金图书馆”，他们多次提出，均被巴老与巴老的亲属婉言谢绝了。巴老历来把名利看得十分淡泊，1986年10月在给李致的信中还谈到过：“……我不愿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其实，巴老不仅不同意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图书馆，而且凡欲以“巴金”之名命名的文学奖项、学校、街道、基金会，他也一概不同意，连家乡成都要建他的故居，巴老也只答应在旧址钉一个木牌，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就行了。望着初具规模的新馆，小林说，等新馆建成后，捐些她父亲的藏书给嘉兴的读者阅读。

　　李家祖屋毁于战火

　　随后我们来到甪里街，名为街，现已建成宽广的大马路了，车水马龙，川流不息。马路的一边为民丰会堂和一排排厂房，另一边为供市民休闲用的绿地，绿地边上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当地人为让后人铭记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先生的祖籍之地，在遗址上修建了一座八角凉亭，名为“仰甘亭”。亭边有一块黑色大理石碑，碑上记载着：“文学家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浙江嘉兴，据巴金曾祖父李璠撰《先府君行略》：李介庵（即巴金高祖李文熙），浙江嘉兴人，世居甪里街。嘉兴市民敬仰巴金，故建‘仰甘亭’，以志永志。嘉兴市旧城改造指挥部立，辛巳年夏。”

　　巴金祖上是何时居住在嘉兴的呢？经嘉兴市文联同志的介绍，我才慢慢地理清了巴老祖先在此兴盛和衰落的来龙去脉。巴金的祖上在清代前期就世居嘉兴甪里街。其八世祖李玉傅、七世祖李彪、六世祖李南堂，均是廪生或国学生，都以耕读传家。从巴金的高祖那一辈起，家属就分成了两支。一支为李介庵（名文熙），为谋求发展，于嘉庆二十三年离开嘉兴迁往四川，曾任四川崇庆同知等官职，以后便在成都定居了下来，李介庵的儿子李璠把父亲从原籍嘉兴迁至四川之事在《先府君行略》中记录下来。另一支为巴金的高祖李寅熙，著有《秋门草堂诗抄》等，有文名，又同嘉兴籍的状元汪如洋交往，在一起吟诗唱和，因而一直世居嘉兴甪里街。四川的李介庵有三子——李旋、李玑和李璠，他们都在四川、甘肃等地做官。李璠的嫡曾孙，是李氏家族迁四川后的第五代。由于巴金在嘉兴的高祖李寅熙无子，便认四川李介庵的儿子李玑为嗣子，从此，李介庵的儿孙顶了四川与嘉兴两支血脉，两地家族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清末太平军进攻浙江时，嘉兴甪里街遭战火化为灰烬，李家的祖屋也毁在其中。如今已无迹可寻，李济生及三位晚辈只能在“仰甘亭”前拍了一张合影照。

　　巴金兄弟两谒李家祠堂

　　清同治年间，曾任四川打箭炉同知的李忠清，在嘉兴塘汇镇镇西建立了李家祠堂，这座祠堂尔后成了四川与嘉兴李氏家属联系的纽带。早年，成都的李家后代只要到东南地区办事，都会弯到嘉兴来拜谒祖先。1923年4月，巴金与三哥尧林离开成都赴上海求学。行前，二堂伯李青程大哥李尧枚就托他俩抽空到祖籍老家——李家祠堂看一看。果然，兄弟俩到上海后，就在远房堂叔李玉书的陪同下，专门来到嘉兴。

　　第二天一早，巴金兄弟俩即由年已八十的四伯祖李熙平和堂叔李玉书引路，坐着乌篷船去祭扫李家祠堂。船刚靠岸，年轻的巴金就率先跳上岸去。大家到祠堂一看，眼前的情景比四伯祖李熙平先前给他的介绍要糟得多，祠堂如同一座破庙，神龛面前放着一张破烂的桌子，屋顶是漏的，抬头能见青天……巴金见祠堂如此颓败不堪，火热的心好似被浇上了一盆凉水，他心想：这难道就是我梦想中的李家祠堂！后来巴金兄弟俩从四伯祖口中得知，祠堂因斐卿二哥管理不力，再加他染上吸鸦片的恶习，时常把祠堂的东西拿去变卖抽鸦片，时间一久就成了这个模样。

　　回上海后，巴金兄弟俩把李家祠堂的惨状写信告诉了成都老家。不久，二伯父李青城出资80大洋，汇寄到嘉兴，请族人帮助修葺祠堂。翌年初，巴金与三哥趁上海南洋中学放寒假之际，再次来到嘉兴，这回主要是来查验修葺过的祠堂。果然，李家祠堂有了明显改观，祠堂中供着李氏始祖及李忠清等先祖的牌位，墙壁上新嵌石碑刻着“蓉州二伯祖出资修建祠堂的缘起”。为防止看管祠堂的族兄斐卿烟瘾难熬，把祠堂东西当卖，故将新供桌用砖砌成。他们还向斐卿要来那张皱巴巴的“当票”，花钱把已被典当出去的祠堂大门赎了回来，巴金又到隔壁棺材铺叫来一个木匠，用铁钉圈把门钉牢。那木匠一边打一边嘻笑着说：“现在总取不下来了吧！”然后，兄弟俩同李氏族人在祠堂的牌位前升香磕头。斐卿还喃喃有词地说道：“蓉州公公，二弟四弟一去高中……”引来了许多乡邻观看。坐船离开时，斐卿还向巴金张口借钱，巴金送了他一块大洋。后来巴金对三哥尧林说：“斐卿本人不坏，这实在是鸦片的罪过啊……”巴金与三哥从嘉兴回上海后，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求学。其间，巴金写信给大哥，详细说了两次到嘉兴老家的情况。

　　塘汇镇位于嘉兴的东北郊，路程不算太远，我们一行坐车从甪里街很快就到了塘汇镇镇西。刚下车，街坊邻居就围拢过来，没等我们张口，他们就知道我们是来寻访李家祠堂的，于是便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有的告诉我们李家祠堂已毁于上世纪60年代，有的忙着指点李家祠堂的遗址。而今，在街两旁建起了两排平房，黑瓦、白墙、木窗都已陈旧，门前有水泥砌 成的花坛，种着几棵冬青树。建在遗址上的两户人家的门牌分别是“塘西街133”和“塘西街135”。祠堂已无踪影，更不用说巴金兄弟俩来时曾喝过茶的那家小茶馆了。所幸的是，当年靠船的码头还在。走近一看，由于年代久远，码头上系船的铁桩已锈迹斑驳，上岸的石阶是用花岗岩石铺成的，还相当完好。我在石阶上向远处望去，大河两岸树木葱郁，民居散布于田野之中，炊烟袅袅，一派田园风光。    

　　“烟雨楼”是李家的思乡菜

　　嘉兴的南湖名扬中外，而建于湖心岛上的烟雨楼，虽没有黄鹤楼、岳阳楼那么雄伟高大，但却以精致秀巧而取胜。我们慕名前往，登楼俯瞰，整座园林就像漾在水中的一个镶翠琢玉的盆景。古代文人墨客常在此望湖赏月，品茗聊天，宛如来到仙境一般，难怪数月前我在《文汇报》上看到老作家黄裳的散文《嘉兴去来》中对烟雨楼多有赞美之辞。小林一步入烟雨楼，就给我们讲起黄裳在四十多年前相约她一家到嘉兴游玩的往事。1955年，黄裳与在嘉兴卫校读书的朱光耀正处于热恋之中。一天，他约巴金、萧珊夫妇带着儿女到嘉兴游湖后，到烟雨楼喝茶，黄裳有意让女朋友来与大家见见面，“亮亮相”。那时，大人们坐在一起轻声细语，屋外小林、小棠尽情玩耍，如此融融之情，黄裳怎会轻易忘怀呢？

　　在烟雨楼上，李济生先生还谈起成都老家有一道叫“烟雨楼”的菜。每逢大年三十，吃年夜饭时，饭桌上总少不了“烟雨楼”。此菜实为嘉兴地区的特色菜——“冰糖肘子”，具有浓油赤酱、皮酥肉烂、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特点，也可算是地方名菜了。可每次吃年夜饭，其他菜都能动，唯独此菜不能动，只许用筷子在菜上戳戳。大人会认真地告诉孩子们，家乡有座“烟雨楼”，这道菜所以起这个名字，就是为了不忘祖籍嘉兴，不忘祖宗。这菜要等过了年初五才能动筷子。因此，李家的孩子自小就熟知“烟雨楼”。李致还告诉我们，四川山青水甜，能生产出上好的白酒，但李家每次祭祖时，都不用白酒，而是用浙江酿制的黄酒，就表示不忘祖宗。

　　终于找到了李家祖籍旧址

　　据我所知，巴老在“文革”前发表的文章里，没提到过他的祖籍地在嘉兴，所以很少有人知道。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巴老才在一篇名为《西湖》的散文的注解中说到祖籍嘉兴一事。此文被收入《随想录》中，书在香港出版，所以内地读者能看到的也不多。真正引起公众注意的，是水利专家汪胡桢的一封信。汪胡桢是浙江嘉兴人，曾任水利部副部长。20世纪80年代，汪胡桢在给《嘉兴科技报》的信中，说到了一段三十多年前的往事——

　　1955年，他随我国代表团出访印度，参加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团长是郭沫若，副团长是巴金。途中闲聊，巴金告诉汪胡桢自己也是嘉兴人，是后来迁居到四川的，但具体地点已记不起来了。出于职业的敏感，报社总编辑丁士选觉得，如确有其事，这可是一则不小的新闻。丁总编照着信中所说，一一走访，但终因所述不详，无功而返。正感无望时，他突然想到，何不直接写信向巴老求助。信寄走后，他总感到自己打扰了巴老，心里很过意不去。没想到，巴老很快就给他回了信，信上写道：“来信读悉，我出生在成都。至于我的‘家世’，我在随想录《真话集》中写着，我们家原籍浙江嘉兴（我的高祖李介庵去四川），在嘉兴，过去（在塘汇镇）有一所李家祠堂，在四川老一辈的人同嘉兴的家族有过一些联系。1923年，我到过嘉兴两次，住在一伯祖父的家里，他年过八十，还做过私塾的老师，在家中授课……我有病，写字困难，不多讲了，请原谅。附笔：伯祖父的名字我早忘记了。”

　　关于自己的家史，巴老在信中已说得很清楚了。嘉兴有关人员据此继续寻访巴金祖居和李家祠堂。嘉兴市志办的徐云飞、陆明历时三年，查询资料，实地踏访，终于找到了巴老在嘉兴的堂侄李宁洪、堂妹李德妤及她的女儿王婉芳。经指认、考证，才确定下了旧址所在的位置。他们及时把这消息告诉了巴老，巴老得悉后也非常高兴。1989年，巴老将李氏世系资料及《塘汇李家祠堂》的抄件寄给了嘉兴市志办，并在原稿件上作了改动，注明“芾甘修改”的字样，这样就显得更为珍贵了。同时，他还附寄了一张手稿复印件，纸上的毛笔字仍十分清晰。后征得巴老同意，此文在《嘉兴日报》副刊上发表了。过后，大家才知道这份手稿是六十多年前巴金从南京寄给大哥的书信手稿的一部分。它的标题是《嘉兴杂忆》，《塘汇李家祠堂》是该文的一节。经过战火、动乱，文章已经损失成残稿，“李家祠堂”这部分则是完整的。文章虽不全，但巴老很看重它，在编《巴金全集》时，仍以《嘉兴杂忆》之名收入全集的第十八卷里。他在与《巴金全集》的责任编辑王仰晨的通信中，前后有5次谈到这份稿子。巴老写道：“……佚文残稿《嘉兴杂忆》一篇写于一九二三年底，没有发表过，是最早的一篇，从南京寄回成都给大哥看，大哥死后我索回全部信件。这篇却保存着没有毁掉，可能是还不曾忘却嘉兴。手稿赠给文学馆。”“《嘉兴杂忆》是残稿，‘文革’初又撕掉了几张，放在抽屉里，经常翻来翻去又有了残缺，就用○○来代替吧！”

　　为浙江灾区捐款

　　20世纪90年代，年老体弱的巴老在亲属的陪同下，每年都要到杭州养病，少则数十天，多则半年。

　　1997年夏，浙江遭受了一场特大的台风和水灾，暴风雨把杭州、嘉兴的许多行道树都连根拔起，钱塘江水倒灌淹没了大片农田，市区也“水漫金山”，损失惨重。正在杭州疗养的巴老知道后心急如焚，他立即让小林从他的积蓄中拿出一笔钱，请宾馆的副总经理以“一位普通的旅馆客人”之名转交给了有关部门。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同志是浙江嘉兴人，当她知道巴金的祖籍也在嘉兴时，特别高兴。此后，钱正英每次到医院探望病中的巴老时，总感到特别亲切。她与巴老坐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有时她还会说几句家乡话给巴老听，乐得巴老合不拢嘴。

　　在“为巴金先生送行”后的第二天。“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嘉兴如期开幕了。代表们的心情虽很沉重，但大家围坐在一起讨论、研究巴金的文学作品，从中汲取营养，推动当今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我感到，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缅怀巴老，非常有意义，也符合巴老生前的心愿：“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