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5日 雪

　　云南威信县石坝    

　　今天，是50年前博古交权的日子。这在红军史上已有定论。但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交的权?今天和当地党史办的同志经过一天的奔波，似觉得没完全搞清，还应进一步调查核实。目前都说是在“鸡鸣三省”的一个村庄。根据是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中央红军渡赤水河后，转到川、黔、滇三省交界的地方，有个村庄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意思是，鸡一叫三省都能听到。周恩来讲得很明确。我到实地一了解，川、滇、黔交界处在周恩来讲话后自称“鸡鸣三省”的村庄不少。那么周恩来讲的是哪个村庄呢？

　　上午我在川南，当地有关人士告诉我，“鸡鸣三省”村庄在叙永某地。下午我进入云南，当地有关人士又对我说，是在威信的某寨。我问过这两个省的有关人士：“对面贵州有没有‘鸡鸣三省’的村庄?”回答也是肯定的。看来我必须和当地党史部门、宣传部门的同志一块深入调查，到现场去看看、听听。记者虽不是权威部门的人员，但了解情况和提出问题还是应该的。

　　今早下雪。早上告别了送我到叙永县的古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继琼后，我提上摩尼区王恩珍、王平、余启莲几位青年昨天用山上采来的药材熬的汤上路了。这些天，我的身体发软，根本吃不下饭，昨晚喝了这种汤，竟吃了半小碗饭。

　　今天走的基本上是山区。山很高，林木不多，走的都是小道。有时走主路，也走岔开的路，为的是多访问几个村庄。

　　走到傍晚，向导刘中宝告诉我已走进了云南，主路走了60多里，岔路走了50多里。我们在云南威信县一个叫西坝的寨子里住了下来。

　　晚饭后，开完座谈会，刘中宝安排好我写稿的场所后，就到隔壁去了。

　　我写了个把小时，要查找一个资料，想起在刘中宝那里，就叫了几声：“小刘”。见没答应，我就去了隔壁。只见小刘正在艰难地脱鞋。我拿蜡烛移近一看，血淋淋的，鞋子、袜子和肉粘在一起了，他正在一点一点地撕着，想把它们分开。

　　刘中宝陪我上路以来，用他的话说：“长了25年，还没有吃过这么大苦。”白天和我在一起走路，晚上要安排我写稿的地方，找治病疗伤的医生，还要找乡邮电所发稿，实际上比我还辛苦。我知道他一上路不几天，就满脚血泡，想不到已这么严重。我告诉他一些处治方法后，又帮他用热水敷了一下，分开了肉和袜子的粘连。然后拿来纱布、口罩、消毒棉、药膏等，把他的两脚包好。我嘱咐他，明天只能拖着鞋走，今晚就得去找一双大号草鞋，脚套得上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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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鸣三省”的村庄究竟是哪个？很值得追寻。自从周总理讲了后，大家都在说，文章里都在写。但我们走到这一带了，都说不清在哪个省、哪个具体的村庄，这就不好交代了。我们认真找了，如果还是确认不了，那也是尽了责任。我说，当时党中央的大印、文件、政治局开会的记录等都装在一担挑箱里。说交权，就是博古把这挑子交给张闻天。没有什么仪式，没有什么繁文缛节，更没有召开什么隆重大会，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和几位当事人知道。而他们生前都日理万机，没有再返故地。叫“鸡鸣三省”的村庄有好几个，我们就不得不少点休息，多走些路调查，哪怕调查不清，也尽可能给后人提供一些情况和线索。

　　1985年2月6日 小雨

　　叙永县石厢子    

　　1934年2月5日，红军主力从四川叙永的石厢子，经水潦寨进入云南威信水田寨。这一天红军左路军先头部队已从水田寨往前，进入威信大河口宿营。

　　今天一早，我们在云南水潦寨、水田寨采访。随后就去川、滇、黔三省的岔河口。

　　山路崎岖，路比想像中的还难走。好在我们走到岔河口时，小雨停了，视线开阔不少，把3个省看得更清楚了。

　　岔河口的地形如英文字母T。如果用它作比喻，上边一横是赤水河，下边一竖叫倒流河，水往西边流。一横的对面是贵州省，以竖为界，右边是云南，与贵州交界，左边是四川，与贵州交界。陪同我们的向导很有文化，他说：上述讲法还不严谨，应当说，竖笔对上去的一横的右边当地叫渭河，左边才是赤水河。

　　红军长征时，岔河口住有3户人家，分属3个省，隔河相望，相距都在70米左右，几乎成等边三角形。这3户是：云南的罗家、贵州的张家和四川的赵家。云南和贵州的两家早都搬走了，现在赵家仍在原址。赵家的人对我说：“过去这3家都自称鸡鸣3省。外边的人找他们就加个什么省3个字，如果找罗家，就问，云南那个鸡鸣三省庄子在哪塔（里）？”

　　赵家的户主名叫赵再恒，今年66岁。我问他除了岔河口，还有没有叫鸡鸣三省的村庄？他说：“我没听说哪里有，不论哪个省的庄子（村庄），离岔河口最近的也有二三十里，山那么高，这个省的鸡叫，另外两个省的人朗咯(哪个)能听到么？”

　　红军过岔河口的时候，赵再恒16岁。1934年2月3日下午，来了100多红军，都没有马匹。他对我说：“也没有背短枪的，都背着长枪。”他还说，红军是由他父亲帮助摆渡到贵州张家那个村庄去的，以后好多天再没有见到红军，红军也没有在赵家停留。

　　我们从倒流河摆渡去云南威信，走了10多里，虽然有几户人家，但都是解放后搬来的。我们下午决定到四川石厢子去。据史料记载，2月4日，军委纵队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又回了倒流河边。

　　这里只有一只小而旧的渡船，可载四五个人。赵再恒是渡工。倒流河水汹涌翻滚，小船就不能用篙撑，更无法划桨，只能拉住连接两岸的钢索慢慢往前移动。咆哮的河水打得小船直转，惊险异常。更危险的是船不能靠岸，尽管是腊月隆冬，人们也只能脱下鞋袜，跳入水中，走10多米，才能上岸。我在云南镇雄采访后，再乘渡船转回来，又需涉水，由于水急浪高，我那疼痛的伤腿站不稳，脚下一滑，倒入倒流河中。若不是我身上羽绒服的浮力和走在我前边的四川叙永县的青年李永祥眼快手疾，一下把我拖住，我很可能被奔腾的河水卷走了。

　　傍晚，我们走到了四川叙永石厢子，我继续采访，并和大家一块研究讨论“鸡鸣三省”究竟在哪里。

　　1985年2月7日 晴

　　云南威信县水田寨

　　今天又起了个大早，我们要赶到云南威信县城去。路上经石里、陇杠、水潦寨进入威信水田寨。

　　叙永县委副书记袁达明在当地长大，爬山是把好手，已陪我边介绍情况边走了3天。他问我今天为什么走这么快，我告诉他，明天是军委纵队和中央领导进人扎西(今威信)的50周年纪念日。我必须赶上这个时间。

　　夜里我们在水田寨住下后，又去看了当年红军总部住宿过的花房子、芭焦湾等地的一些革命遗址。向一些老人了解情况后，我回到住屋刚写了几页稿件，袁达明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焦兴久、党史办副主任古高门又一次给我送来了这些天找到的一些调查资料，其中还有云南的。古高门已近花甲，他和袁达明都走得一瘸一拐了，我连说对不起。袁达明说： “莫看今天绕来绕去走了100多里路，值得!过去我也关心这个事，今天又有了新的体会，把红军史搞准，也得深入再深入。”写完新闻稿，我交给了刘中宝。见时间还早，就翻阅着手头的资料。其中威信县党史办为纪念红军长征集结扎西50周年而编写的材料中有这么两段话，原文抄录以下：

　　“鸡鸣三省”的确切位置，周恩来同志生前曾查询过，他说：“长征中，在一渡赤水后，到了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住过一夜，那里，就是博古交出职务的地方。”

　　据我初步查阅史料和走访调查得知：

　　1．军委2月5日21时30分发出电文称：“军委纵队第一梯队住水田寨。”

　　2．军委机要干部伍云甫日记记载：“2月5日、晴。由石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炮楼二座扰乱，绕道至花屋(房)子宿营，路甚难行(3里路约行3小时)，23时半才到，与二科合住房子。”

　　3．军委作战参谋吕黎平同志回忆：“土城过河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沿赤水河边行军，因为沿河走目标太大，容易被敌人的飞机发现和攻击……‘鸡鸣三省’那个庄子，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具体地点，不是在贵州、四川地界，而是已进入云南的管辖范围。”

　　4．军委总部通讯学校负责人曾三同志回忆：“记得我们刚进入云南不久住了一晚上，中央在那里开了一个会，说是那地方叫‘鸡鸣三省’，说鸡在一个什么地方的山上叫，三个省都能听到。”

　　5．水田寨是石厢子到扎西必经之路，据周恩来警卫员魏国禄回忆：“对水田印象很深，当时水田(寨)是深山老林”等。水田寨素有“鸡鸣三省”之称，州志记载“深入川黔之间，状若鸡嘴。”2月5日，中央总部由叙永石厢子出发，第一次进入云南，当晚宿营于水田寨。

　　汇集各种资料、史料和我的调查来看，真正称得上“鸡鸣三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三省交界的岔河口。但据当年已16岁的赵再恒的回忆和肯定的回答来看，那里也不是交权的地方。因为红军总部住宿或休息的地方，至少有手枪警卫队、众多马匹和架设的电台、电线等物件，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目前看来只有3处，2个是在四川的叙永，即石厢子、水潦寨，还有云南的水田寨。到目前止，当地研究红军史的同志倾向于在水田寨交权的居多。但有一件事无法说服人。

　　这件事就是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仍旧是博古。由于博古的思想还没有根本转变，已很难适应敌兵重围下的新形势，加之高层干部中，早有改变党中央主要领导的想法。张闻天首先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提出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同周恩来商量，周恩来也力主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不同意，在和周恩来、张闻天3个人商量时，毛泽东说：“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理由是遵义会议前，张闻天就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尖锐批评。会上，他又作了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部队上下对他反应很好。

　　我认为毛泽东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没有说，这就是有利于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也好向共产国际交代。

　　张闻天和王明、博古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是亲密的同学。回国后，张闻天很快就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是一个事事以革命利益为重的人。在实践中，张闻天渐渐感觉到党中央的政策有些过“左”，应当纠正。博古却认为是正确的，应坚持和坚决贯彻，这就产生了分歧。1933年秋，李德到了中央根据地，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更加深了张闻天与博古等人的分歧。1934年1月，张闻天被排挤出党中央，调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红军高级干部中不少是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况且当时王明还在共产国际当代表，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还有误解，此时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有利于大局，有利于团结。

　　张闻天任中央总负责人，是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3人事先研究，然后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并获得通过的。这段党史已有定论。只是博古是2月4日，还是2月5日交的权?还有必要进一步查证。

　　我从一些史料上看到，1935年2月4日，留在中央根据地的项英曾致电中央，批评中央“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置(署)总方针。”2月5日，项英又来电提出关于中央根据地的行动方针等问题，要求“立复”。为此，张闻天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讨论，并于“当天复电项英”。

　　从以上情况分析，5日当天张闻天就代表中央复电给项英了，他应该已是党的总负责人了。而2月4日，中央领导和军委纵队驻在四川石厢子，5日由这里出发经石里等地，傍晚才进入云南扎西水田寨。如此看来，博古交权应在四川石厢子。而不是在水田寨。

　　对于我的分析和疑问，古高门等人也有同感。今晚他还对我说：“中央有关部门去年曾派人来调查，没有最后肯定‘鸡鸣三省’是哪个村庄。”所以今晚我写了篇“寻访‘鸡鸣三省’”的稿子，最后写道“记者提出这个调查材料，目的是供研究党史的同志参考。”

　　（摘自《红军长征追踪》，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