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万美元的一道考题
有资料说,一些国外的一流大学,捐赠收入通常占其年收入的1/4-1/3。社会捐赠是大学的一个重要经费来源。而获得社会捐赠的能力也是体现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上周,浙江大学接受了一笔巨额捐赠。但是,怎样用好捐赠,对学校和学生都是一个考验。
段永平抛出捐赠题
段永平抛出捐赠题
9月21日,浙江大学旅美校友段永平和网易首席执行官丁磊,分别向浙江大学捐赠3000万美元和1000万美元,两者合计约3.2亿人民币。
但他们提出一个新要求,就是他们各有1000万美元用于设立“等额配比基金”,即浙大必须首先从其他人那里拿到捐赠,才能从这基金里取出对等的金额。前提是,配比捐赠单笔不能超过100万美元。
据说,这个捐赠方式源自美国斯坦福大学。段永平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希望以这种方式吸引更多的人为浙大捐款。这同时也考验浙大的社会认可度,他们必须在未来的10年中得到来自社会的另一个2000万美元。
此外,段永平设立1400万美元的助学贷款基金,要求得到资助的浙大学子在毕业10年之后必须“连本带利”还清,利息按照银行大额存款计算。“一旦到期不还,无论何种原因,将在网络上被曝光。”段永平说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这基金能够持久地运作下去。“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会还,有些人有所成就后还会捐赠更多。”
捐赠早已不是掏钱了事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热心于教育事业,捐赠理念也在不断地发展。浙江大学学工部学生资助办公室主任许翾对笔者说,在1999年以前,捐赠人往往将捐赠视为一种简单的慈善行为,只要学校找到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学就行。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现在更多的捐赠人不仅帮助那些经济困难的学生,同时也要借此培养他们吃苦奋斗、回报社会的精神。
目前,每个助学基金所强调的重点都有所不同。“肯德基曙光基金”强调勤工助学的捐赠理念,除每年给受捐助学生5000元的贷款外,还规定学生每年在肯德基店从事勤工俭学的工作时间。用劳动获取报酬培养自立精神;一些助学基金着重强调回馈社会的意识。张萍宇老先生设立的贷学基金要求受捐赠的学生毕业后三年内把本金还清,使基金能够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美国侨胞唐仲英先生的奖学基金和浙江省大学生助学计划——绿城专项基金等要求受资助的学生必须有无私贡献社会的精神和乐于助人的优良品德,因此这些学生定期在学校成立的“爱心社”里从事一些献爱心活动。
受助者的收获多样化
作为受捐赠的学生,他们对此助学基金又有着怎么样的理解?
2003年9月,郑婷考入了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由于出生农村,仅靠栽种柑橘为生的家庭,很难负担她的高额学费,她当时的头等大事就是申请助学贷款和贫困基金。
郑婷说,没想到,申请“唐仲英奖学金”,并按该基金助人为乐的要求,随后加入“爱心社”,成了她大学生活中最大的收获之一。
每年无间断的社团活动让郑婷乐此不疲,敬老院、聋哑学校、乡村小学……到处留下了郑婷和其他“爱心社”成员的足迹。采访中,郑婷告诉我们,自己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唐仲英奖学金”捐赠理念的影响,“希望能靠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更多的人,让唐仲英先生‘薪火相传’的理念能够如同接力一般传承下去。”
刘涵是“肯德基曙光基金”的受助者之一,刘涵坦言这笔钱拿得并不容易。
2004年入学以来,刘涵每年都能获得肯德基公司5000元人民币的资助,不过,在获得捐赠的同时,她也必须履行肯德基公司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大一、大二每年暑期,都必须在肯德基餐厅进行工作实践,总工时需达到600小时;毕业之后,受助者必须义务每年向该基金捐赠500元人民币。
这些,在刘涵看来,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指标。“虽然在肯德基餐厅打工,每小时能得到5.7元的报酬,但每周10-20小时的工作有时也会让我们无暇顾及。在这里,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兼顾学业和工作,学会如何应对百态人生。”刘涵说,三年来,这样的生活让她收获非浅,在这种被动的磨练和接触社会的过程中,她渐渐学会了取舍,学会了如何妥善地处理人际关系,这些都是肯德基曙光基金给她带来的无形资产。
“学生感恩意识和回馈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以不同的专项基金为核心,受助学生分别组成了形式各异的社团组织,在学校的统一管理下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许翾向我们介绍,目前浙大受助学生的助学贷款偿还率超过97%,这在国内高校当中尚属前列。“这说明我们浙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和还款能力还是相当好的,这也为我们今后的捐赠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相信会有更多的个人和企业投入到捐赠贫困生的行列中来。”
那么,对于“等额配比基金”,浙大能完成几年内募集2000万美元的“任务”吗?
听浙大在国外大学呆过的老师说,美国大学校长们极其重视募捐工作,亲自为劝募奔忙。美国许多大学还纷纷设立捐赠荣誉措施,大到树碑立志,小到在座椅上留下铭牌等。
“我国大学捐赠的主要来源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赠。捐赠主要用于支持高校和重点学科、实验室建设,奖励优秀教职工和学生,资助贫困学生,或支持、投入与学校教育事业有关的其他项目。从目前看,我省高校建立社会资源筹措机制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浙江大学统战部部长孙旭东介绍。
但是,在捐赠荣誉方面,虽然国内不少高校设立了一些荣誉称号,如名誉博士、名誉教授等,但有些高校没有形成规范,形式简单,激励效果较差。一些高校的相关团体组织和机构还是“守株待兔”,等着捐赠不请自来。“募捐方式仍然比较原始,一般仅限于现金和实物,缺乏多样性。”
另外,长期接触募捐工作的孙旭东也认为,“受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藏富不露’的保守思想的影响,不少企业和个人担心进行捐赠会暴露自己财富状况,招来麻烦。这是部分人不愿捐赠的内在原因。”有调查表明,国外大学捐赠有相当部分是通过非营利机构促成的。这些非政府公益机构专门从事扶持弱势群体、扶贫开发、吸纳社会从业人员、捐资助学等这些政府、企业都难以包揽下来的重要职能。这比大学自己四处“化缘”效果要好得多。
不过,笔者采访到的所有人都认为,从目前的势头看,他们很有信心把段永平的钱“一分不剩地拿下来”,因为段永平的行为本身就是社会助学热的一个很好的预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