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前，陈勤娟刚刚去丹麦参加了第二届亚欧城市林业国际研讨会。在造访瑞典的海滨城市马尔默时，她看到那里有一块工业遗弃地，经过十几年的植被生存恢复，已成为了市民假日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何友均博士介绍，荒野城市森林景观和后工业景观正成为一种潮流。从一定意义上来看，这是人类对城市工业污染的自我反思。

　　保莱特到过浙江的上虞，他发现那里很多漂亮的房子周末住的都是来度假的上海人。他之前没有想到，这种从上世纪下半叶起兴起的“反城市化”潮流也在中国出现。当人们不愿再忍受令人压抑灰色水泥丛林中生活时，大都市居民就往郊外转移。

　　城市林业的发展，便是“反城市化”潮流下派生的产品，一部分城市建设者开始思考，如何改造人们居住的环境。北京林业大学张志强博士认为，生态规划必须为森林“预留空间”，要从更接近自然、更宽广的空间环境和更显著的生态功能上去设计、发展城市森林，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化进程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

　　从生态学观点来看，城市犹如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现代的城市森林的理念，早已突破了过去以城市市区绿化、美化为目标的狭义的城市绿化，而发展成为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林业体系。

　　80%的瑞典人一年至少会去森林拾一次野果，这已经成为瑞典的一种文化。

　　“这是一个涵盖了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生物、建筑物，还有很多人文的因素。”经过了李智勇的分析，城市与森林的合理布局，并不是两者的简单拼凑。城市森林是建在城中的森林，它既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又直接服务于城市市民。森林空间的大小，直接影响着今后城市人的生活质量。

　　保莱特知道，因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中国与欧洲目前面临的问题并不一致。欧洲的城市管理者忧虑的是由于人口的下降，导致经济下滑，而绿地面积的相对增加，维护的费用自然上升。于是，他们会想尽办法吸引私人投资，整合社会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如同在丹麦，尽管种田的成本很高，他还是要鼓励人们去保持农田的风貌一样，因为保莱特知道，这里的“生态价值远远重于其经济价值”。

　　在专家的眼里，无论是森林还是绿地，都是有活力的东西。哪怕是有的时候它有点遥不可及。在贫困的地区，很多人生活的范围接触不到绿地，这个时候，保莱特认为，社区机构就要想些办法，“激活绿地的功能”，使更多的人“能与自然发生联系”。

　　这也是爱沙尼亚学校森林协会的专家汉杰克·雷特在做的工作。他所致力的“学校森林”运动，让学生参与照顾一片林地，并将那里作为户外学习的场所。这种做法，在欧盟内部也是独树一帜。当地曾经有一所名为Kanepi的中学，从所在州森林中得到了514公顷的混交林。最多的时候，这个国家有80多个学校森林。

　　在高度工业化的环境里，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人心理上的问题。雷特说，“森林，能够恢复心灵的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