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我们浙江省作家代表团到达芬兰的第三天上午，在赫尔辛基的世界贸易中心1号会议室，与芬中文化交流中心的负责人和当地作家进行了文化交流。汉努先生就是在这里认识的。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当我们顶着北欧明艳的阳光，走进世贸中心大楼时，时间比预定的早了十多分钟。于是，我们就在一楼的大厅里等候。一会儿，一位彬彬有礼的中年人把我们带到了二楼的1号会议室。会议室不大，不过二十多平方米，然收拾得很整洁，长方形的会议桌上，摆放着中芬两国的国旗。芬中文化交流中心的负责人杨二林博士热情地欢迎我们。我看到，会议室里还有两男一女三位外国人，经介绍，一位是交流中心的雷娜女士，一位是吉普赛民族作家维尤先生，另一位就是汉努先生。

　　虽然语言不通，但有中国出生、长期生活在芬兰的杨二林博士做翻译，我们之间的交流似乎没有任何障碍。看得出，为了这次交流，芬中文化交流中心的同仁是做了充分准备的。雷娜女士用幻灯机首先向我们介绍了芬兰的图书出版情况，虽然芬兰只有550万人口，但每年用芬兰语出版的小说有7000余册，非虚构文学作品1227册。她告诉我们，芬兰人特别爱看书，全国至少有一半人经常到图书馆借书。这种全民爱看书的氛围，也为芬兰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0多万人从事文学创作工作，有许多作品不仅在国内有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一席之地。“比如这位吉普赛民族作家维尤先生，他创作的小说《红色的花园》，就被改编成电影剧本，并在都柏林电影节上获得竖琴奖。”雷娜女士颇为自豪地说。

　　维尤先生黑黑的脸庞，黑头发，身体结实，有吉普赛人的生理特征。他向我们介绍了他几十年来关注吉普赛民族生活，不懈创作吉普赛民族作品的体会。他说，越是民族的东西，就越是世界的。他的体会，使我们深有同感。轮到汉努先生介绍时，他坚持要站着说话。杨二林博士说：“这是汉努先生为了向中国作家表示敬意。”这倒使我们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不过，因为站起来的缘故，使我有机会比较仔细地打量汉努先生。1 米78的个子，穿一件蓝色的衬衫，一头稀疏的金色头发，脸色红润，戴一副宽边的大眼镜，显得十分儒雅。我估计他年龄在50多岁。然而，他的自我介绍，却让我大吃一惊。原来，他已经65岁了，从事文学创作40多年。汉努先生虽然年过六旬，却依然为芬兰的文学出版事业忙碌着。他现在是两份刊物的主编，一张报纸的编辑，还从事出版工作。他告诉我们，芬兰语是小语种，现在，世界上语种的消失很快，作家的一项重大责任，就是做好语言的延续工作。他拿出一本精装的书籍告诉我们，这是他最早的作品《莎达雷娜》，是他用了5年时间创作完成的。这本书，基本上是以他自己的生活为素材写成的，这些年，他创作了多部作品，有许多是介绍城市生活的。近年来，他还从事诗歌的创作，出了几本诗集，并举办诗歌晚会。他说，在芬兰，作家的作品一般出版量都不大，在200册到1000册之间。他从事出版业，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出版。他笑笑说，这可能也是我的一点私心吧。到目前为止，他已出版了十多部文学作品，成为芬兰较有影响的作家。“当然，我还没有跻身芬兰前十位作家的行列。”汉努先生幽默地笑笑说。

　　“我从事文学创作，还与中国文学有关呢。”汉努先生满怀深情地说。他说，小时候，他曾生过一场大病，住在康复中心里。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已生命垂危，却十分和善，对汉努很好。临终前，她送给汉努一本中文书，正是这段经历，使汉努爱上了文学，并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几十年过去了，汉努先生还保存着这本中文书。他的讲述，进一步拉近了中芬两国作家的距离。汉努先生还将自己创作的书和出版的刊物作为礼品送给我们。当他激动地走动时，我才发现，他的一条腿是跛的，走起来一瘸一瘸的，我想，可能是他小时候那场大病给他留下的吧。

　　我们也向芬兰作家们介绍了浙江省作家的一些创作情况。同行的作家陈源斌，因为张艺谋将他的小说《万家诉讼》改编成《秋菊打官司》而被誉为“秋菊之父”，当汉努先生知道后，脸上表现出一种羡慕之情，连说“张艺谋、秋菊，知道，知道。”我想，文学真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没有国界，没有交流的障碍。虽然整个交流活动不过两个多小时，但汉努先生那种热爱文学创作事业、待人诚恳、谦虚的精神，至今令我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