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百家讲坛》上讲汉代、品三国的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成了学术明星。《易中天品三国》以无底价的竞标方式招标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55万册首印，版税14％，三年内保证该书发行不低于20万册”的条件中标。这成为了继刘心武在央视讲“红楼”而纷争不断之后的又一文化热点，成为了颇为瞩目的文化现象。

　　对易中天现象持反对和疑惑观点者提出，教授不搞学术研究，而热衷大众传媒，这样的学者明星化到底应不应该；学术研究沦为常识的普及乃至通俗的演绎，甚至如易拉罐的快餐式文化特征、无厘头的轻松方式，是不是误人子弟，是不是学术的堕落？

　　作家肖复兴说，如今面对易中天现象的谈论，其中含义之一，以为这是知识分子不务正业的典型，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务正业还能够获取如此近乎天价(版税约500万)的收入，这样文化现象的讨论，除了有些许对易中天教授由“三国”而致富隐隐的“酸葡萄”心态之外，更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学术界的某种小圈子心态。如果我们的学者能够将手中的学术作出这样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的样式，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型的学者；如果他既能够作出这样大众文化的样式，又能够搞出学术研究成果，他就是一个如罗素一样的大师；如果他志趣并不在这样的大众文化的样式，却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默默耕耘，以求得最尖端的学术成就的话，那他同样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在一个多元文化存在的世界中，上述的三种人，都是需要的，都是可贵的。我们需要严谨的分工，需要各司其职，也需要易中天这样学者的僭越。这样才是我们文化包容与丰富的表现之一，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