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慕名到河南省沁阳市西万镇西万村去拜访老红军李国平。李老今年已经90岁了，但精神矍铄，每天还看报下棋。一谈起长征，李老动情地说：“如果没有战友的相救，我早已牺牲在大雪山上了！”

　　随着李老的叙述，我仿佛又回到了那艰苦卓绝的岁月——

　　我出生于四川省达县李家坡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7岁时父亲得伤寒去世了，8岁那年，母亲出山赶集去卖布，被国民党的骑兵踏成重伤，人抬回来后没钱医治，不到三天人就不行了。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用席子把母亲裹了裹草草埋葬。

　　为了生存，我先后过继给两户人家，但还是吃不饱穿不暖。1932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1933年9月1日，17岁的我与几个伙伴在山上放牛，这时过来一支队伍。他们非常和蔼地与我们拉家常。在交谈中我们得知，这支队伍就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与伙伴们商量，与其在家饿死，还不如当红军替穷人打天下，将来大家都过好日子。于是，我们把牛送回家，一起参加了红军。

　　一个月后，我们几个人分开了，我被分到红四军12师33团2营6连当通信员。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开始长征。红四方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共有三次。刚开始长征时，红四方面军的物资装备还是红军中最好的。可当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时，部队已经缺吃少穿，供给严重困难。没有粮食就吃战马、牦牛，没有战马、牦牛就吃草根、皮带，相当艰苦。

　　解放后，有部反映长征的电影叫《万水千山》，看不到一半我就回家了，儿女们问我是不是长征时没有这么苦。我说，它还没把红军吃的苦全拍出来。即使这样，我也不愿意再看了，看着电影我就想到了那些牺牲的战友，心里难受呀！

　　几十年过去了，许多战友的名字我都记不清了，但有一个战友的名字我忘不了，他叫唐志明，在翻越党岭山时就是他救了我的命。党岭山是红四方面军，也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雪山。海拔五千多米，终年雪漫冰封，空气稀薄，气温低至摄氏零下三四十度，风暴不时骤起，雪崩如雷，被称为“万年雪山”。

　　我这时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马夫排担任马夫，为红大的首长服务。这天下午，脚穿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指战员开始征服“万年雪山”了。为了御寒，出发前，我们每人仅喝了半碗辣椒水。这已经是当时我们最好的给养了。我随部队爬到半山腰时，只觉得头晕脑胀、浑身无力，迷迷糊糊坐在地上休息。

　　此时天已经黑了，映着雪光看见部队在前进，我想喊可是喊不出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小李！小李！快起来。部队都走远了，你怎么还在这个地方？”听见喊声，我有气无力地睁开眼睛，原来是战友唐志明。他年龄比我大，是马夫排的负责人。

　　看着唐志明我说：“我有病了，走不动了。”

　　“赶快起来，再坐一会儿就会被冻死！你起来拽着马尾巴，我把你拽上山。”

　　我在唐志明的搀扶下，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伸手拽住了马尾巴。可我一点力气也没有，马一走，我的手就松开了又坐在地上。唐志明见状又走过来，把马尾巴拴在我的手上。就这样一步一滑，我们向山上走去。沿途见到不少战友被冻死在路上。到达山顶时，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这时，我的精神也好多了。唐志明对我说：“小李，下山就好走了，我得赶部队去，你在后边慢慢走。”

　　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坐在地上顺着前边队伍走的痕迹往下滑。在黎明时分，我终于赶上了大部队。唐志明一见我，激动地说：“我正担心你呢！部队马上就要集合出发了，我先给你弄点吃的。”说着他找来一个小铜锅，添点水，从自己的口粮袋里抓了两把炒面在水中搅了搅。水刚烧开，集合号就响了。

　　唐志明就说：“你吃着，吃完了抓紧赶大部队。”说着他牵马集合去了。又一次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我的眼泪下来了，要知道，每个人背的炒面都是有限的，我吃了就意味着他要饿肚子。我擦干眼泪，匆匆把炒面吃进肚里，顿时来了力气。在中午时分，终于赶上了大部队，但却没再见到唐志明。

　　“那你之后一直没有见到他吗？”我问。

　　“我们走出草地后不久，国共合作就开始了，我被分到八路军总部当警卫员。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我只知道，他是陕西咸阳人，家住在咸阳西边几十公里的一个铁路边。几十年了，我一直想念我那生死与共的战友啊！”说着李老又是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