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的火是毫无疑问的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足球的魅力来自它的进球难和不可预测性。这两个特性，使足球不同于其他的球类运动，也在整个竞技体育里显得很另类。技术、体能等通常决定比赛结果的因素，在足球比赛里似乎是第二位的，第一位则让位于球运。

　　这就使足球赛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人与命运的抗争，使比赛有了神秘感与悲剧性，而这都是吸引观众的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原因。结果不能预料是因为命运不可预料，但人必须与不可预料的命运较量，也正是有这样的较量，才成就了人的英雄性。

　　换言之，能战胜人的还算不上怎么英雄，只有战胜命运或者说不被命运打败（就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渔民）方为真英雄。所以《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一场场扣人心弦的足球赛就这样演绎人与命运较量的不同方式不同结果。人欣赏足球赛就有了欣赏命运戏剧般的巨大的审美愉悦。足球赛比结果更重要的，是它展示的英雄主义。巴西队不必是每届世界杯的冠军（如果巴西队真是每届冠军则是世界杯的灾难），但它是迄今为止足坛的公认偶像、精神冠军，桑巴舞展现的不仅是个人技术、娴熟配合与潇洒风格，更是英雄主义。

　　这是从足球的自身特性来考察的，现在，我想从文化角度来谈些新的思考。

　　体育在今天无疑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产业，足球又是体育产业中最成功的。然而，从投资角度说，当初组织、开展足球运动有巨大的风险。足球运动所需投资很大，至少要有能容纳成千上万观众的足球场。足球场在没有比赛的日子，就空置着，这是一项巨大的浪费。我国当年在竞技体育方面的突破，选择了乒乓球而不是足球，这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足球是一项需要规模经营、规模效益的运动，一旦规模不够（不要说现在中超联赛常常观众台上小猫两三只），就会入不敷出。

　　但问题是，足球事业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有意策划的产物，而是顺应民意的结果，这才使得足球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一运动（其他运动项目都以纳入奥运会为荣，惟有足球世界杯与奥运会分庭抗礼，对奥运会的足球比赛提出限制条件，使奥运会足球冠军降值）。这其中集体意志的文化内涵，就非常值得研究了。

　　放眼看去，虽然没有世界杯这样牛，但需要规模经营、规模效应的文化项目还不少。比如通俗歌手的演唱会、超女比赛、方程式赛车，同样有很大的投资风险，而搞成了就有超额利润。把这些文化项目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共同点：

　　其一，进入的门槛很低。进入门槛，分从业人员与“粉丝”（发烧友）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门槛都很低。做球员不讲文凭，不要求是什么足球学校的毕业生，更不要求必须是体育学院毕业的，当球星也不附加大本、硕士、博士等条件；当通俗歌手、超女、赛车手也一样。而当“粉丝”更不需要什么门槛，看一场足球赛就可以从不知道、不喜欢这项运动而变成“粉丝”，对意甲、德甲、英超、欧洲杯、冠军杯、南美解放杯及大牌、中牌、小牌、无名小卒如数家珍的是“粉丝”，什么都不知道的，连马拉多纳、贝克汉姆是哪国人、什么叫越位都不知道的照样可以是“粉丝”，而前者未必比后者高，后者也未必服贴前者。相关知识在“粉丝”中显得很不重要，因为绝大多数“粉丝”只图从发烧中获得有热度的快活，而不想成为从业人员，当球员、教练或者足球转播的电视主持人。

　　进入门槛低，不仅使参与者可以源源不断滚滚而来，保证了维持规模的人源不会枯竭，而且这本身向被各种社会规则限制得死死的现代人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这就像集中大多数人买彩票的钱一夜之间造成个别的百万乃至亿万富翁一样。只不过看足球捧歌星迷超女追车手的“粉丝”买的不是自己的发财梦，而是从与自己有很多共同点的偶像的成功中获得某种自我价值的肯定，包括认为自己是某种意义上的伯乐的满足感。手机短信投票就是利用了这种心理。这就反过来说明，为什么这些大众文化项目的从业人员的进入门槛必须低，就是为了让大众“粉丝”有认同感，有伯乐感。

　　其二，这些项目都有现场狂欢的效果。从单纯欣赏的角度看，自从有了电视传媒以后，到现场看足球肯定不如在荧屏前看球赛来得舒服、清楚、经济实惠。看通俗歌手演唱会，看F1也如此，之所以要花大价钱，到现场去不舒服地看，就是现场有个狂欢的效果。每见有歌手唱到某一句，自己不唱，把话筒伸向观众，让麦克风传播观众的声音，真是深得其中三昧。出大价钱到现场去参加大合唱，要的就是“疯”的感觉。

　　所以，足球、通俗歌手演唱会、F1、超女等都不怕电视转播与它们争夺观众，相反，只会争取来更多观众。在和平时期，消费性社会，人的常规消费（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基本得到满足，人的热情与精力就需要由类狂欢的活动来定期释放。足球由其自身的条件，成为首选。而通俗歌手演唱会、超女、F1等紧紧追上。

　　所以，对这些项目的粗俗性的抱怨和批评，我认为都是基于一种思维定势（如文化的价值取向）的意见。而对文化研究来说，也许更需要的是与时俱进，因势利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