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4日，是茅盾诞辰一百十周年。

　　在我编写广播连续剧《茅盾》，采集有关资料的过程中，我曾拜访了该剧顾问、茅公的儿子韦韬，并且在与他频仍的信札来往中，听他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星期天，茅公会放保姆的假，保姆的活由他来做，只有买菜一个活由夫人孔德沚揽去，说是“夫唱妇随”，其他什么清早生火发煤炉，什么烧饭炒菜，还有打扫卫生等，茅公一手包干，乐此不疲，做起来还真熟门熟路。尤其是发煤炉，几乎不冒一点烟，比保姆还在行。茅公不无幽默地说，这些活他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弄堂里一路做过来的，还能不熟吗？

　　在“三年困难时期”，每逢星期天，茅公还有一个特别的节目：这天的晚餐，茅公祖孙三代人和保姆一起，要到他家附近的一个饭馆吃。吃这餐饭也很不容易，得花茅公七天积聚起来的“特供券”。全家人是去吃日常在家中吃不到的一点荤腥，打点牙祭。大伙儿是去吃，茅公却多半是去看，尤其是看他正在上小学的孙女儿开怀馋吃的纯真表情。这时茅公的心绪，有些许宽慰，也有些许惆怅。

　　有个星期天下午，茅公家中突然来了位不速之客——保姆的儿子。他路远迢迢从乡下风尘仆仆地来京探母。茅公看到这位正当壮年的汉子，脸浮肿得厉害，像是涂了一层薄薄的黄蜡，泛着异样的光泽，一双眼睛几乎挤成了两条缝。茅公心中“咯噔”了一下，明白了几分！

　　这天临近五点钟，韦韬接到一个由部里的值班秘书打来的电话，通知茅公说，今天晚上怀仁堂有场演出，有几位中央首长要去观赏，也特请沈部长去观看。韦韬告诉了茅公。茅公沉吟了一下：“哦，”随即对韦韬说，“你去回他们，说很抱歉，我已有约在先，恕不能分身去看演出了。”

　　原来茅公在这之前不多一会，已对保姆说了，和夫人要陪她母子俩一起去吃那餐例饭。

　　大家在吃那餐每周的例饭时，保姆的儿子很少动筷，但他偶尔看着饭菜露出的几丝饥渴的眼神，没能避过茅公关切的目光。饭局尚未过半，茅公借故有急事去办，嘱夫人代他好好款待客人，就匆匆离席了。其实，他是为了让客人免去诸多拘束，另外也多少能省下他吃的那份饭菜。

　　茅公夫妇真诚挽留保姆儿子多住几天，多少能养息一下他的身子。可他执意不从。下一天傍晚，他就要乘夜班火车赶回家乡了。茅公夫妇和保姆一起送他到家门口。他手中拿着一只竹篮，上面盖着一块布，里面盛放着二十个二两头的高庄馒头，那是茅公特地到一爿他常去吃点心的清真馆买来的。德沚夫人把三十斤全国粮票给了他，那是她花近百元钱到自由市场去买来的（当时一位部长的月薪也不过二百多元）。茅公让夫人预支保姆两个月的工钱，保姆凑足了九十元钱给了儿子。茅公伸手拉过就要告别上路的保姆儿子的手，茅公一下触着了什么，原来是汉子掌上满满的坚硬的茧。茅公轻轻拍了拍他那浮肿的手背，沉稳地说：

　　“多保重，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我们还等着你再次来我家作客哩！”

　　这时，保姆的儿子似乎想起了什么，转回身来，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把它递给母亲。保姆接过来一看，纸上写着村里每户人家的姓名，名下记着所得的馒头和粮票的数量。全村一共十多户，保姆自家得粮票两斤，馒头一个半。她心中盘算了一下，家中除了老伴，还有儿子儿媳，加上孙子孙女，老少可以各分得半个馒头，儿子儿媳就没有份了。当下，她先向儿子点了点头，轻轻说：“行！”然后对茅公说：“沈先生，今天早餐还吃剩了一个馒头，我去取来给儿子也带回去，给我孙子孙女吃，好嘛？”

　　“好的，好的，”茅公应答着，对那张字条有点好奇，就以商量的口气对保姆说，“你能把那张字条拿给我看看，行吗？”

　　“好，好，”保姆把字条递给茅公后，就转身去取馒头了。

　　茅公看了字条上的“明细账”，心中不禁热乎乎的，眼眶也有些湿润了……

　　两年以后，端午节前几天。保姆的儿子又从家乡来京探亲了。这次他又变回一个身强力壮的庄稼汉了。他随身大包小包的带来了好几个，包里满装着农家的食物，有裹粽子用的十几斤糯米和五六斤赤豆，另有二十多个咸鸭蛋；还有七八斤熬粥吃的小米和四五斤做馒头的玉米粉；更有在大都市里买不到的几式菜干，香喷喷的。再有就是挂在他脸上的喜悦。

　　茅公在两年前送走他的时候，就坚信会有今朝的日子。因为一个饥饿得濒临死亡边缘的人，还能够把路远迢迢带回家的宝贵的食粮，毫无保留地分赠给乡亲邻里，像这样能把人世间友爱互助、热量温暖都聚集在一个村落里的人们，纵使有天大的难关也能抗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