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欢搜集民间《口述档案》的时候有种责任感。他说：“搜集得越多，越能感觉到民间文化的魅力，我感觉语言是流动的历史，只有记录下来，我们的民族文化才不会丢。”

　　很多被采访的老人都很支持王建欢。徐咬自老人抗战时期的往事被王建欢记录如下：“……就在27岁那一年的2月份，我们在油车坊里赤着膊，汗爬如淋、闷声不响在轧油，一不留心闯进一帮日本佬，把枪戳到我们头上，像赶鸡鸭牲畜一样把我们十几个人一起赶出门外，强迫我们挑东西，背子弹，拉枪炮，烧死尸……你还从来没有闻到过烧死尸的气息，多少个臭来，一烧起来，到处都是一股浓浓的焦气味，臭气味，闻到喉咙头就要吐出来，烧过死尸后几日几夜都不想吃饭……后来只要烧死尸，我们就用破衣服把嘴包牢。”

　　村里的田舍郎是个“白墨先生”，没有上过一天学，年纪蛮小就开始种田了。可他记性好，“从前的事体，像放电影一样，一个镜头一个镜头，都记在脑子里清清楚楚。”

　　“解放初，互助组时我28岁，在‘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诉苦会上，我说‘幸亏来了共产党，来了救星毛泽东，小伙子都穿人民装，大姑娘都穿花衣裳’，那辰光做起生活来真是劲道十足，我思想先进，劳动积极，在初级社的时候就入了党。那时的理想就是‘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吃穿不用愁，楼上楼下有电灯电话’。”

　　王建欢说：“亲身经历者所述说的环境，所讲出的细节、所体验的感情、所刻画的心理往往是别人不易领会到的，比从许多间接材料搜集拼凑的传说更加真实、具体、生动。”这就是《口述档案》的魅力——别人的历史活在你的笔下。

　　但是，王建欢的眼里很快闪过一丝忧愁：现在能够回忆五六十年前历史的老人已经不多了，建立民间《口述档案》就是“抢活口”。

　　王建欢的《口述档案》一书，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书中的不少文章已经被萧山的媒体转载，其中他对丈母娘做的口述档案——《娘的苦楚》被全文登在萧山日报倾诉栏目上，几个月后，该栏目获得了全国年赛副刊栏目大奖。

　　编印《口述档案》的萧山区档案局一位负责人评价， 王建欢的《口述档案》记录和整理了上个世纪萧山地区的一部分珍贵、详实、原生态的民间记忆……其对萧山方言的生动再现，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为研究和了解萧山人的昨天和今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浙江省档案局副局长王茂法说，在时间的长河中，历史不仅仅包含载入史册的“书证”，而且也包括大众的记忆聚汇。如果说，档案史料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件“书证”，那么，口述档案就是一桩桩生动的“人证”。很多历史的空白，可以通过亲身经历的回忆和代代相传的信息来加以弥补。正因为如此，搜集、整理和保留口述史料才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见过王建欢的人都说他特别执着。采访结束时，他告诉记者，抢救历史记忆，他希望有更多人能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