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钱，才会知道，物质丰富，并不完全等于生活充实幸福。

　　王飞碰到的就是这个问题。王飞在村头开了个修理铺，一个月挣个千儿八百的，在托运部上班的妻子也只有这点收入，还要供养两个小孩读书。在这次拆迁中，为了解决建房资金，他和两个兄弟一样，都卖掉了其中的18个平方米的面积，卖了40多万元，除了预交房款，他花了3.6万买了一辆柳州小货车，现在靠它一个月赚一两千收入。等今后，光两间专业街和三间住宅房一年的租金就有48万元的时候，王飞也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再开小货车，他更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他说，自己没读过几年书，想去干别的工作，像他这样的文化肯定找不到，现在再去学文化知识吧，都快四十的人了也拉不下这个面子。所以他真不知道自己到时候该去干什么？哪怕是玩，如果自己的晚年只能看看电视，打打牌而已，那又有什么意义？但是他又没其他的什么兴趣爱好，有时看一些电视剧也很累，特别是那种讲外语下面有字幕的外国片，认得的字还不如11岁的女儿多。他想把生活过得更有意思一点，却不太容易。

　　在与记者交谈中，一些像王飞一样的村民表示，自己富了之后“心态变好了”，“底气有了”，反而找不到了方向，对今后怎么过感到很迷茫。

　　村民的这些迷惑在书记王旭红心里一清二楚。这种变化究竟是好是坏？王旭红现在心里越来越没底。

　　他告诉记者，原先为了拆迁的顺利进行，结合新农村的建设工作，村党支部要求村民“脱胎换骨”，把传统的陋习连同旧房子一起推倒，首先要像个文明人，要与自己的身价相匹配，不要让人家瞧不起。最初这种“我是福田人”的自豪感引导，效果不错。

　　现在，王旭红却担心，如果到最后大多数人都抱这样一种思想：反正收收房租钱就吃不完了，什么也不想干了，整天吃喝玩乐，这是很可怕的，村风民风就会败落。正因为这样，接下去，如何引导富裕后的村民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弥补原来在文化知识、文明素质和思想精神方面的缺失，成为共和村两委紧迫的首要工作。村里的公共设施建设首先考虑的是建文化中心、图书馆和各种文娱活动室。

　　他说：“前两年，我们村两委还在想怎样才能早点富起来？现在我们是在想，富了以后怎么办？”

　　那个一定要卖房买车的王军是个很好的例子，父亲的阻止他听不进，后来在书记的分析和开导下，这个年轻人收手了。他父亲王联瑞说：“如果当时他把安置面积卖掉了，他现在也不会去好好做生意了，钱也早花光了，本来就一直在吵闹的那个家也早就过不下去了。”

　　王旭红，这位义乌最年轻的村支部书记说：“一个人，在拥有了巨大的财富之后，如果再拥有理想，那么他就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如果这是一个群体，那就是一种无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