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把翻译家比做普罗米修斯，说翻译家把异域的文学作品译介给本国的读者，就如同普罗米修斯把原属于天国的火种偷出来，送给人类。

　　可是翻译工作，尤其是文学笔译本身，是谈不上轰轰烈烈的。草婴的译作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是有他的独特标准的。

　　“我只翻译能打动我的作品，那些二、三流的我看不上！”在采访时，草婴直言不讳。

　　“那您的好作家的标准是什么？”

　　“是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

　　“记得，我在学俄文时，读到过屠格涅夫的一篇散文，说的是他散步时遇到一个很脏的乞丐。摸摸口袋，一文钱也没有。就伸出手和这个脏乞丐握了一下手并说，对不起，我很抱歉。乞丐却说‘你这样对我，我就非常温暖了’。当时，我就很感动”。

　　草婴说，自己之所以选择了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是因为他们的人道主义精神与自己的契合，以及伟大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他曾多次撰文发表自己对两位文学家的看法：“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肖洛霍夫则是苏俄文学中对托尔斯泰传统继承最好的人！”

　　在草婴看来，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苦难意识，对人的精神世界细致而深刻的探索以及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滋育了几代中国人的心灵。

　　“俄罗斯文学和他们的土地一样，比较广阔。考虑的不是一时一地，一个家庭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的精神向度。所以，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大’对中国文学有着较大的影响。”

　　“鲁迅受果戈理短篇小说的影响，大家都知道了，不去说他！”

　　“巴金也是！他自己也说过，‘俄罗斯文学唤醒了一个中国青年的灵魂，使我懂得热爱文学，追求人民的友谊，使我在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保持一位艺术家的良心。直到今天，列夫·托尔斯泰仍是我最敬爱的老师’”。草婴缓慢而又清晰地背诵起巴金的自述。

　　“巴老翻译的处女作就是俄罗斯作家迦尔洵的小说《信号》，那时他只有18岁！虽然巴老会好几种外语，但他翻译最多的就是俄罗斯文学作品。”草婴回忆说。

　　因为同住上海，草婴与巴金也有过亲密的交往。对托尔斯泰共同的热爱，使草婴对巴金的感情更深。“巴老曾评价说，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罗斯的良心，这是对托尔斯泰最高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苏俄文学的作品也深深地感染了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少至今活跃在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深深滋养。1955年，苏联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了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草婴很快翻译出来，受到有关领导的肯定，说这篇小说是“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并马上号召全国团员向女主角娜斯佳学习。小说印了单行本，第一版就发行了124万册，打破了翻译小说印数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