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看似寻常的事件，却在两会代表间、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广东省准备尝试用“农民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的方式建设韶赣（韶关至江西赣州）高速公路。

　　事件之所以影响这么大，意义在于，在“失地农民”问题成为各种矛盾交织焦点的今天，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解决“失地农民”问题进行了有效尝试。“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的做法“含金量”到底有多高？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这种做法能走多远……出席两会的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观点交锋相当激烈。    

　　正方：采取“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的方式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是完全可行的。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河池市市长杨才寿说，实践证明那些采用“一次性补偿方式”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工程，刚开始时，业主、移民皆大欢喜。孰不知，危机四伏。几年后，问题一下子暴露出来，个个变成了“火药桶”。比如，作为失地农民中的特殊群体水库移民就是这样。我国很多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尤其是一些老库区，就是采取“一锤子买卖”，一亩地给农民补偿多少钱，搬迁后别的事情就很少管了。很多移民刚开始时高兴，揣上钱天天吃好的，喝香的，买摩托车到处晃悠，甚至有的拿钱去打牌赌博。几年下来，正事没干，钱也花光了，技术也没学，种地没土地，工作又没有，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在生计受到威胁的这个时候，他们将会无所顾忌，不管三七二十一，采取种种手段，包括一些过激的行为，为所谓的“权利”而奔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除部分人有违法行为外，很多人是正当的利益诉求。而这个时候，由于受现行水利水电工程投资体制、土地制度及签订的合同等约束，政府很难再“洗牌”重来，导致现在这样“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百色市凌云县委书记韦瑞灵说，“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失去土地的农民长期受益。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只要这项工程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将不再为“填不饱肚子”而发愁。生计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再一步步来。同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将失地农民和入股的工程“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与荣共荣，与损俱损，进而更好地做到和谐发展。    

　　反方：对建设周期长、投资大的工程，用“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的办法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实际上缺乏可操作性，不利于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委副书记蒋巨峰表示，这样做一是近期移民的生产生活无法解决。如果被征地农民采取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就会失去征地补偿费用，就没有政府的安置措施。这样在移民搬迁至工程产生效益的几年时间里，移民失去土地、失去基本生产资料，仅靠自身力量不可能解决基本的生产生活问题。二是移民的长远生计难以保证。比如，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电站投资巨大，每位移民“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占工程总投资的比例不高。入股取得的分红十分有限，难以保障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三是农民承担的经营风险过大。因电站建设的一大部分资金由银行贷款解决，电站投产后，产生的效益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入股农民很难拿到入股分红。同时，一旦工程有什么问题，所有入股农民都会受到致命影响。四是一旦土地被作价入股，这些移民就会变成靠吃红利的失地农民。实践证明，要保证农村移民长期生活稳定，还是不能离开土地，因为土地是农民的根。

　　中立方：将就业、低保等措施与“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打包实施。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贺州市市长陈利丹说，“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的办法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是可行的，但同时是有前提的。一是要设置一个“保底线”。意思就是说，不管工程产生没产生效益，效益如何，从农民失去土地的那一天起，业主就要补偿，补偿的数额不能低于“保底线”，上不封顶。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失地农民规避了上述风险。二是业主要尽可能通过自己的项目，安置解决移民就业，从而不仅解决了这些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还解决了其发展问题。三是对那些不能产生长期效益的项目，比如房地产项目等，农民千万不能用土地入股的方式。因为，这样的项目一次卖完就完了。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政协副主席贺大经说，“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方式是一种可以探索的方式，就四川省成都市而言取得了一些成功的范例，但在整个操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作价作多少？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作价？如何保证权益等问题仍待细化。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