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已经强调了多年，之所以还需要进一步强调，是因为这项工作虽然面临许多实际困难，但最主要的还是思想认识上的障碍。一些同志担心：强调社会公平，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搞社会保障以及其他社会事业，会不会影响经济增长，降低发展的活力？这个问题既是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一个实际问题，也触及到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我们讲，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总结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所得到的一个正确结论。但是，这还是一个原则性的结论，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如果说高福利、高税收、高工资会导致降低经济发展的活力，那么，是不是只要把钱花在社会保障上，而不是用于投资办企业和其他赚钱的活动，就一定会降低经济发展的活力？是不是只要一缩小差距就必然降低活力？

　　多年来，我们一提福利国家，总是说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从摇篮到坟墓”都保起来，社会活力怎么怎么减弱了。这问题不能说不存在，高福利政策确实存在种种弊病。但是如果从另一个方向考虑，为什么那些福利国家直到现在福利水平没有太多的降低，社会仍然保持相当的活力？福利程度最高的北欧国家，并不是如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是等到富裕起来以后才开始讲公平，尽管他们大幅度地提高福利水平确实是在相对比较富裕以后的事，但是，他们在经济起飞之前，特别是在经济起飞的同一过程之中，就把实现社会公平确定为发展经济的目标，从而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当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大量地削减社会福利的时候，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相继执政的政党仍然基本坚持和延续了原来的社会政策——社会公平的政策。大家看一看诺基亚、爱立信这样的公司，就知道像芬兰、挪威、瑞典那些国家，人口不多，社会活力是相当强的，教育水平非常高，懒汉不能说没有，但社会的发展相当均衡。所以，认为只有无限制地扩大差距，才能够激发社会的活力，只要一讲究公平，就一定会减少活力，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只是经济发展的负担，是为取得经济发展而不得不支付的社会成本，这样的认识，从总体上讲，从世界范围来看，至少可以说证据不足。    

　　从我国的情况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发挥出明显的制度绩效，农业增收，城乡差别大概是1.8:1，当时的基尼系数也没有超过0．3，都还处于比较合理的区间，而那时的经济发展活力也比较强。况且，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更不等于说一个是另一个的根本原因。更何况，相关有正负之分，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高。按照世界银行的研究，如果计算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那么我国2001年的环境损失可能超过10％的GDP，真实的GDP可能是负值(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此说如何，姑且不论。我们可以研究一下经济高增长的社会成本。社会成本的支付这些年是越来越高。关于社会成本，这里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上世纪80年代发案率是多少，现在的发案率是多少?有的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案率增长速度高出它的GDP的增长率。这还是仅仅举了社会安全这样一个指标。社会成本还包括很多指标。所以，现在，我们是需要认真地研究一下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得过大的社会含义，这里不是说不要差距，不是说重新拉平，但是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可能并且应该存在一种适当的差距，它与社会公平之间可以达成相对均衡，我们要找到这个均衡的关系。

　　社会保障制度在实现社会公平方面是一项成本最小而效益最大的制度。眼前的一个例证是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及其社会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企业改革，几千万职工下岗失业，为解燃眉之急，各级财政加大投入，中央财政1999年出资23亿元，2000年翻一番46亿元，2001年再翻一番达到92亿元，此后陆续增加，每年保持在一百多亿元的规模，加上地方财政的配套资金，迅速建立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项制度这些年的实际效果是非常好的。

　　关于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现在大家都肯定社会保障可以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保障只是为取得经济发展而不得不支付的社会成本，而它本身却只是经济发展的负担?是不是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这样一种社会保障水平，它至少在某一个时期或阶段，可能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外部条件，还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很多研究都证明，用于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的费用，它的收益率，它的社会效益是最高的。比如100元钱，花到穷人身上，解决他的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比用于富人的奢侈性消费，它的社会效益要大几十倍、上百倍。一个上不起学的孩子，如果每月给他提供几十块钱，他就能上学，对他本人的成长以及将来对社会的贡献，作用难以估量。许多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是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的最深厚、最可靠的源泉是投资于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而实现社会公平的最有效、最可靠的措施也是发展教育。再一个，就是投资于公共卫生和医疗。当然，同样明显的是，如果要抓到眼前的利益，而不计后果的话，那么，对GDP的增长见效最快的是投资于小水泥厂、小煤矿之类的企业，而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和健康的投资见效慢，收益长。这里就涉及到政绩观的问题了。

　　总的来说，在理论上，在实践上，没有理由认为只要是搞点扶贫、搞点社会保障，或者搞点公平分配、缩小点差距，就一定会降低经济活力。恰恰相反，最近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科学发展观，在公共投入方面采取强有力的举措，加大对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的投入，促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协调发展，不仅收到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也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我国经济保持健康、快速发展就是明证。

　　总之，存在着这样一种循环：随着经济的发展，适度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缩小贫富差距，给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整体上提高国民素质和能力，赢得经济和社会更加健康、更加协调、更可持续的发展。

　　从目前阶段看，努力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有利于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也会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可靠动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