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倒春寒是相当可怕的，夜间的气温再度跌破冰点。2月24日丑时，正在北京305医院安睡的张中行先生突然呼吸急促，心率急剧衰竭，经过30多分钟的紧急抢救，终未能把老人从死亡线上挽回。2点40分，一代宿儒驾鹤西去，享年98岁。

　　消息迅速在我国学界、教育界传开，老中青三代学人，还有他的万千读者，无不憾然。

　　最后一次见面

　　张中行先生是去年9月8日住进北京305医院的。他1909年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风风雨雨90多载，年纪确实太大了，精神和体力都渐渐式微。特别是心脏，时不时的就要闹上一点事。昔日顺从的胃口也不愿听招呼了，什么美味都不想碰。但是，老人的生命之火在极其顽强地燃烧着，只要精神稍好，他就要求坐起来，有时还下床挪坐到沙发上，强迫自己锻炼。

　　去年9月29日傍晚，我走过静静的走廊，到病房去看望张先生。他刚小睡起来，精神健旺。我看着站在旁边的张老女儿女婿们，不由羡慕地问:“您家三代一共出了8个北大人，真是了不起。他们是受您的影响吧？”张先生神清语明地回答:“他们是受社会的影响，北大的名气太大。”我问他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吗？张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遗憾地说：“我现在就是在糟蹋粮食了。”

　　话题说到了国家大事，举国刚刚结束的“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系列活动。作为亲历抗战的文化老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先生参加过北大学生请愿团，到南京抗议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当听说他的老师周作人为日寇做事的传闻，一向温和的张先生马上动笔给周作人写信，言辞激愤地加以劝阻。我问张先生:“您觉得一个文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张先生想了一想，用足力气说:“思想最重要。”停了一会儿，又加了一句：“有了思想才有别的。”后来，又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思想最重要”5个大字。

　　临别时，我祝愿张先生健康长寿，尽量“努力加餐饭”。张先生却又一次带着自责说:“唉，我光是糟蹋粮食了。”

　　我的鼻子酸了。不由想起另一位也在住院的大儒季羡林先生，也曾经多次要求说：“别再给我用好药了，我是光消费不生产的人了，没什么使用价值了。”季先生曾经称赞张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其实，他们两位都是这样高尚的君子，一生只是想着奉献，为社会和别人做事，从来没把自己当做名人而居功自傲。当他们老了、做不动了，便觉得是给社会添了负担而满心歉疚，两位大儒真是两座高山啊!

　　结束了一个时代

　　张中行先生是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家，其对语言、文学、哲学、宗教、历史、戏剧、文物、书法的学识之渊博，文化界早有公论，还流传着不少故事。让我一辈子难忘的，是我自己亲眼所见的一件事：

　　那是1992年的一天，我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办公室里和老人聊天。忽然门帘一挑，有几位外地的先生慕名寻来，拿出一方砚台，请张先生法眼加以鉴定。但见那是一块24开书大小的黑墨板，闪着黑亮黑亮的光，砚面空空，上面什么字迹和印痕都没有，真可以说是无字天书。我看那东西实在是太新了，心里有点不以为然。只见张先生随手接过来，只几瞄，心里就有了底，嘴上却谦虚地说：“我老眼昏花，看得不一定准啊。要叫我说，这是清代乾隆年间做的。”当时怨我才疏学浅，没听清楚张先生是说什么地方，好像是说杭州府，砚师的名字也说出来了 。这可真是神了，把一屋子人惊得目瞪口呆! 这才叫做真本事，堪称大家！

　　可是，张先生却永远认为自己太不够了，老是说：“我这辈子学问太浅，让高明人笑话。”当别人摇头时，他便极认真地解释:“可不是吗？要是王国维先生评为一级教授，那么二级没人能当之。勉强有几位能评上三级，也轮不上我。”

　　上世纪80年代，化雨的春风将改革开放的信息吹向祖国大地。随着社会政治的逐渐清明，已到古稀之年的张中行先生亦老树发新芽，开始了散文随笔的创作。这一写竟如大河开冻，滚滚滔滔，流出了“负暄三话”为代表的上百万字文章，一时举国上下，书店书摊，到处摆着张中行著作，国人争读，影响巨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民众重读古典和“五四”文学经典的热情。著名作家、藏书家姜德明先生说:“张先生的代表作‘负暄三话’对当代散文深有影响，扩大了散文天地，开阔了读者眼界，提高了人们的鉴赏和写作水平，是功不可没的，值得后人永远珍视。”

　　然而张先生绝不只是一位面壁书斋的学者，他对世界、对社会、对政治，有着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深刻思考。每每说到激愤处，他也会像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士，激动高声，声震屋瓦。我永远忘不了1998年初夏时节，阅读张先生随笔《谈天二题》时内心扬起的风暴：该文犹如晴天霹雳，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乃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经典说法，提出了“不能同意”。他质疑道，假若天不行健，怎能只求君子自强？君子又如何能做到自强？语气虽然还是一贯的平和口吻，却犹如出鞘的宝剑，寒光一闪而亮彻天下。好文章就具有这样的力量，能把一种深刻的震撼，从你心底里一直传达到浑身每一根神经末梢，使你情不自禁地叹息出一个“好”字来，这样的文章读过，你就放不下思也放不下想，举一而反三百、三千、三万，甚至直到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都有所改变，换了一副全新的眼光看寰宇。

　　北京文联研究部主任张恬女士评价:“张中行先生的文人气质有承接传统的一面，但比起传统的学者散文，他却多了思考，且不乏真知灼见。他的离去，似乎结束了一个时代。”

　　中华民族文化的精英

　　在中国文化界，张中行先生被称为“布衣学者”。他出身农家，一生始终保持着平民知识分子本色，不贪热闹，不慕名利，不钻官场，不经营自己。他打从心底里把自己看得普普通通，自道“我乃街头巷尾的常人”。

　　秉承着中华平民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他首先把“修身”看得无比重要，把坚持高尚人格作为对自己的基本要求。而对于同事、朋友、平头百姓，张先生则善良、友爱、至慈至和、大仁大德。张家女儿们讲起了一件早年的事：一位同事的钱被偷了，多少日都难过得缓不过来。张先生见之，大动恻隐之心，竟拿出被盗钱数的一半交到他手里，安慰说，这钱就算是咱俩被偷了。他还带着感情，把普通百姓写进他的散文里，如《银闸人物》、《孙毓敏》、《凌大嫂》等，赞同他们一生信奉的“劳动，吃苦，为别人，是天经地义”的人生哲学，赞美他们坚强，勤奋，忠于自己热爱的事业。

　　正因为如此，张先生有着很多崇拜者，后来竟至成为他的挚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原兵种部政委田永清将军说:“在十几年的交往中，知识渊博、人品高尚的张老给了我极多的教益。我感到现在有些人是有知识没文化更缺乏道德，而张老身上处处体现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另一位孙健民将军说:“虽然张老是文人，我是军人，但他的确感召着我，也感召着我们部队的许多干部和战士。我们不但学他的文章，也跟他学怎样做人。”

　　说到做人，《读书》杂志资深编辑吴彬女士说:“张先生做人的精到之处，在于他真正体悟到了‘顺生’二字，第一顺其自然的生命规律，淡薄名利，不跟自己较劲；第二顺从内心的道德律令，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不与别人为难。这是他能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美术家协会主席吴欢也由张先生的逝去，说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问题:“张先生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文化，对这样一位文化老人的去世，应该引起年轻人的足够重视。在当前市民文化、网络文化的热潮中，有些人正因为切断了自己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才在闹腾中迷失了方向，应该回归对传统的尊重。”

　　一个人能活到将近百年而受到如此的景仰，念着他的名字与承接传统的话题相衔相接，这个人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文化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