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文化因子，使得浙江素来具有重商的氛围。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通过发展商业来改善百姓的生活品质被浙江人看作社会和谐、国家安定的不拔之基。    

　　东汉的《越绝书》记载，越王询问国策时，计然建议让多余的粮食流通起来，让商家得利，从而实现富民强兵，由此产生了最早的“农商并举”的思想萌芽。先秦这种“农末俱利”的观点，后来演变为黄宗羲“工商皆本”的思想，对于冲破儒家重农轻商的迂腐价值观起到了重要作用。

　　何俊告诉记者，虽然浙江的商业文化十分发达，但是浙江学者强调“义利双行”，浙江精神中“诚信”的文化因子向来就很丰富。

　　专家指出，永康、永嘉学派尚功利，崇事功，但并不是就功利论功利，就事功而言事功。他们所谓的“功”，既指治国安民的实际功效，又指与“立德、立言”并列的“立功”的人生价值旨归。提出“义利双行”的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曾痛斥精于盘算、惟利是图的策士谋臣，强调其所追求的“利”，是“立国本”和“活民命”的利，他所企慕的事业，是合乎“天道人心”和“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事业。

　　在“义利双行”的价值旨归中，历代浙江商人建立起了讲义守信的朴素诚信观。先秦的“陶朱公”范蠡就信奉“务完物，无息币”和“无敢居奇”、“正心求也”，也就是货物要保证质量，不囤积居奇，经商获利，要取之有道，取之有度。

　　至今仍是国药老字号的胡庆余堂，自建立起就奉行“戒欺”的经营理念和商业伦理，主张“采办务真”、“真不二欺”。其创办者胡雪岩奉行诚信经商的道德准则，认为“有诚信便能立世，无诚信则会失世”。

　　同样，曾创下50个“全国第一”的“宁波帮”企业家，产生过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工商巨子的湖州商人，之所以能取得骄人业绩，也是因为秉承了浙江精神中“诚信”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经过世代的历史积累，已经对现代诚信社会的构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回顾，是为了更深远地启迪未来。在探寻“浙江精神”的文化因子及其历史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浙江精神以她那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不断地处于丰富和发展之中。惟有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历史渊源的活力所在，我们才能自然而然地对浙江精神进行审视和充实，促使其不断发展，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