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在访谈中指出，浙江历史文化的发展既是浙江人在独特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下的传承与丰富，也是一个不断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过程。面对中原文化的强势影响，浙江人必须在开放的过程中学会与强者共舞，因此，自主创新历来是浙江文化界的一个重要命题。

　　滕复也认为，浙江精神中融入了大量中原文化的因子，但同时又保持浙江文化固有的特色，呈现“兼容并蓄”的特色。他告诉记者，浙江精神的开放性，不仅表现在“引进来”，更明显地表现在“走出去”。

　　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和人口压力的渐增，一部分古越族人顺着季风、沿着海流，向日本列岛和南洋列岛等地迁移，这就是《越绝书》中提到“内越”和“外越”的由来。越族数千年不断向外迁徙，使得包括中国南方在内的整个东亚和南亚，都受到古越文化的影响。

　　唐宋以后，浙江已然成为东亚文化的集散地。何俊介绍说，日本东京大学日前启动了一个计划历时5年、投入近1亿元人民币的项目，研究宋代以后宁波在东亚文化交流中起到的枢纽作用。这也说明，宋代以后，浙江精神是在开放式的环境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对内吸纳内陆文化、对外吸纳海洋文化。

　　到了近代，浙江人的开放精神仍然让人印象深刻。上海甫一开埠，就有大量船员、木匠、洗衣工等来自宁波的劳务人员来到沪上。最为称道的就是奉帮裁缝，他们发奋图强，执上海服装业牛耳，做出了中国第一套西装和第一套中山装。

　　勇于“走出去”的精神，在早期是浙江人为改善生存环境而作出的现实选择，在后来则造就了浙江精神中日益浓厚的“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众多的侨民、侨乡，使得浙江具有了更多利用“拿来主义”的机会。特别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走南闯北的浙江人提供了创新创业的广阔舞台，让浙江经济发展写下了众多“全国第一”：发放个体工商执照、建设新型农民城、建设城镇专业市场……

　　历史启示我们，“开放创新”的文化因子，与“求真务实”一起，构成了当代浙江精神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这也是未来浙江社会能否成为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最强地区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