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惊奇的是，这样一个重大的考古和学术发现，竟然还是出自我省两位民间人士。

　　叶英挺，从遂昌县的一名教师到一位小有成就的企业家，20多年来一直痴迷于青瓷的收藏和研究。华雨农，杭州市旅委办公室主任，一直专注于青瓷研究，曾被民间公认为南宋修内司官窑的发现者。

　　因为有着对龙泉青瓷共同的偏爱，两位相隔甚远而又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了一起。他们压根儿想不到，这样一个所有学术和收藏的专家们都梦寐以求想破解的古窑之谜，竟然能由自己来解开。

　　1981年毕业于丽水师专分校龙泉师范的叶英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青瓷迷”。在龙泉师范就读时，就对学校附近山上到处可见的青瓷瓷片爱不释手。分配到遂昌壶山小学教书后，他依然对龙泉青瓷“痴心不改”。每到周末，他就要到远近的乡村悠转，竟然在壶山区也发现了宋代青瓷窑址。每个寒暑假，他都要到龙泉宝溪和岭根等有着悠久龙泉青瓷烧制历史的专业村，去向老艺人讨教和学艺，一呆就是一个假期。后来弃教从商，他对龙泉青瓷就更加痴迷了。尽管生意越做越大，但只要一听到哪里发现有古瓷器，或者是古瓷拍卖，他就会放下生意，赶去抢购。

　　长期醉心于瓷器的收藏和研究，叶英挺对龙泉青瓷的历史地位和拍品市场的价值地位总是愤愤不平。景德镇瓷器和龙泉青瓷同样都是瓷窑系的两朵奇葩，因为有明代官窑的身份，景德镇瓷器就身价倍涨，而龙泉青瓷只能望其项背。

　　“一定要把龙泉青瓷有没有官窑搞个水落石出！”叶英挺跑到杭州，把自己这个想法告诉民间学者、南宋修内司官窑的发现者华雨农。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破解龙泉窑的官窑之谜。

　　在10年前，他们以习惯的思维定势，把龙泉窑的官窑血缘关注点集中在南宋。从所掌握的情况看，可以认定龙泉窑在南宋时肯定担负过为朝廷烧制“贡品”的任务。但到底朝廷有没有派专人到龙泉窑来监制，却一直找不到史料记载的依据，也得不到有力的考古发掘物证。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0年，叶英挺在走访北京故宫、上海、浙江等大博物馆时，偶然发现有几件标着元末明初的龙泉青瓷的展品，器形大，还刻饰着皇帝专用的两角五爪龙纹，就是那些植物花果纹饰也都华贵富丽，宝气十足，做工极其精美。然而断代标记却十分混乱，只笼统地注着元末明初。

　　“龙泉青瓷在明代不是衰落了吗？怎么还有这样精美的瓷器极品问世？”带着这个疑问，他们一方面抓紧查阅史料记载，一方面到处寻找明代官窑遗存的瓷品或瓷片。在丽水学院的图书馆、南京博物院图书馆以及浙江、上海和北京的各大图书馆，能经常看到他们两人的身影。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上，叶英挺的身影也经常会出现。

　　听说叶英挺和华雨农想求证明代龙泉青瓷曾有过官窑，各方都伸出了友谊之手。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沈岳明告诉叶英挺，说他在温州博物馆看到过几片疑似明代官窑的龙泉青瓷瓷片，叶英挺大喜过望。

　　终于，叶英挺从《大明会典》、《明实录》等历史文献和宫廷档案中，查到了有关处州龙泉官窑的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更有力的明证还是《明宪宗实录》卷一的记载：成化元年正月乙亥，诏：“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役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

　　上海博物馆陆明华曾对“贡窑”与“官窑”作过界定：“凡专为烧造进贡朝廷的瓷器而建立的窑都可称为贡窑，惟有皇家自行建造、派遣朝廷官员（不以地方官为主管的）管理并烧造瓷器的窑才能称为官窑。”如果说上述洪武二十六年的记载还不能排除明代处州龙泉窑实为“贡窑”的可能，那么《明宪宗实录》中成化皇帝即位诏书的相关记载则明确指出，朝廷派内官任督窑官监督烧造瓷器，而且将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相提并论，两者应处于同等地位，处州龙泉窑应有皇家自行建造的窑场，此处表明处州府设立官窑无疑。

　　明代的处州龙泉应该确实有过官窑！一个重大发现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