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故乡远古的女儿祝英台写成长篇小说，一直是我多年所苦苦追求的。这一是因为“梁祝”的故事虽然妇孺皆知，历代的文人墨客和民间艺人围绕这个故事所创作的唱本、民歌、弹词、戏曲等也足有数百个版本，但独独没有人用它写成小说，我想填补这个空白。二是作为祝英台的一个同乡人，我有义务也有责任来写这部小说，其用意当然不言而喻。

　　当然，促使我下决心动笔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原因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那是1989年夏，我正在家里创作《故乡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广陵散主人——嵇康》。有一天，当我在头昏眼花的傍晚扔掉手中的笔想稍稍休息一下时，无意中瞥见了桌角的一份报纸，上面有一篇小文章，最长不会超过三百字，但内容却触动我的心弦，有人对祝英台是否是上虞人提出了质疑。这篇文章顿时使我引起了警觉，我当即决定停掉手头正在创作的《嵇康传》，把原打算在两年后再创作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提上来。我当时想，我必须在这场“户籍”之争未形成定局之前把书写出来。我当然不认为这部书能使一些窥视已久并早想改变祝英台“户籍”的人心服口服、改弦易辙，但我至少可以向他们表明，要想动祝英台“户籍”的企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瞧瞧这部书吧，里面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呢。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从动笔到出版，总共花了三年多时间。期间有关“梁祝”遗存地的争夺风波，几乎没有平息过，不是宁波与上虞争，就是上虞、宁波与河南驻马店之争，当然还有杭州和宜兴争。总之，争得硝烟弥漫，风起云涌。

　　对于这部书的书名，最初不是叫《梁山伯与祝英台》，而是叫《祝英台与梁山伯》，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在“梁祝”故事中，真正的主角不是梁山伯而是祝英台，试想，在夫权、父权为主，女性被完全排除在外的封建社会里，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便如一条条毒蛇，时刻缠绕窒息着那个时代女子的青春，成为她们身上永远解不开、打不碎的酷毒枷锁，妇女只是男子们的附庸和工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她们没有人格，没有尊严，男子可以休妻再娶，或者三妻四妾，而女子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这样的情景下，一个柔弱的女子，孤立无援、势单力薄，她要外出求知，竟然要女扮男妆，三年而不露真相，其间的悲苦谁人能知。而在婚姻上，她为了追求自主与幸福，不仅要与父母、与马家进行抗争，更重要的是，还要与她周围有形无形的封建礼教进行搏斗，这需要有多大的勇气，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和冒多大的风险。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祝英台都要比梁山伯承受更多和更大的磨难，悲剧不发生在她们的身上又发生在谁的身上？不以她们的壮丽反抗和最终毁灭为表现对象又以谁为对象呢？换言之，不以她们为主角又以谁为主角呢？

　　当然，把祝英台列为“梁祝”故事中的主角，除了上述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祝英台是上虞人，作为上虞的作家，我对她当然抱有偏爱。

　　与所有有争议的作品出版以后在读者中所引起的反响一样，《梁山伯与祝英台》出版以后所引发的争议比我预想的要激烈得多得多。一位宁波的读者对书中以祝英台为主角的创作主旨颇不以为然。一位在江苏宜兴文化系统工作的同仁来信说，本书中把梁祝的读书处放在杭州，是对事实的歪曲和对宜兴的不尊重，他强烈要求该书在再版时予以更正，否则他们将专门著文予以反击。我无意与他们争论。而我要做的，就是通过作品把最有说服力的考证和依据奉献给更多的读者，从而求得历史和社会的认同。

　　还是来听一听谢晋导演的话吧，他也是祝英台“户籍”的捍卫者。若干年前他就决定要拍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他向海内外征集电影剧本时，我的书出版了，他看了我的书，并在扉页上题上这样一段话：“将家乡优美的民间传说、美好的人性传播到全世界”。

　　是的，世界上凡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知道“梁祝”的故事。